每年的6月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都要连续三次拉响警报，以悼念在“六五”大隧道惨案中死去的同胞，明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941年6月5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市的大隧道，死伤了很多很多人，所以，称为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要知道惨案的详细情况，就必须寻找目击者和这场惨案的幸存者。

　　2015年4月20日,全国政协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专题调研组来到这里调研。翻开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历史，找到“六五”大隧道惨案的史料，那一幕幕尸横遍野，尸体堆积如山的悲惨场景，无不使人悲泪即下……

　　《重庆文史资料》记载的“六五”惨案

　　《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上发表了当时重庆的《新民报》记者陈理源先生写的回忆文章《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采访记》。这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如何处理“六五“惨案的全部情况：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布公告：“宣称死亡461人，重伤291人”。但是，当时经历过的目击者认为，大隧道的死伤人数远远不止这些，国民政府防空司令部欺骗老百姓，致使民怨沸腾，舆论哗然。

　  就在第二天我们《新民报》派我亲临现场，我亲眼看到尸骸累累并向附近居民了解情况后，深深感到防空司令部难免没有“以多报少”的行为。于是我回到报社后 便与《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先生等谈及此事。陈铭德在当时是“民意机关”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驻会委员之一，恰好该会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反映，决定举行驻会委 员会议，讨论这一惨案的有关问题，出席者有议长康心如，驻会委员陈铭德、温少鹤、宁芷邨、漆中权、王鸣岗等。会议由康心如主持。

　　这次会议经过讨论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实情况，请市政府迅予查明，报告本会;二是：肇事责任究竟谁属，应请政府严加惩办;三是：请市政府严加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四是：善后办法及死伤者抚恤，请政府从优办理。

　  以此同时，当时一贯以关怀人民祸福为己任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及时在6月7日进行了专题报道，并用大字标题谓：《前晚空前惨剧，各 方极为重视，市参会请惩办肇事者》。但是，当时皖南事变的余波尚存，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仍压迫、摧残不已，禁止它对此案发表评论。《新华日报》忍无 可忍，用刊登“本报启事”的方式，于8日向读者作了揭露和控诉：“关于防空洞惨案，6日本报遵命不作评论，而7日各报对此都发表意见，本报即撰写时评一 则，又奉命免登。特向读者致歉!”

　　被当局控制较松的《新民报》，在陈铭德与总主笔罗承烈等的商议后，由罗承烈执笔撰写社评发表，要求当局“查明真相，让民众不受蒙蔽，使死者得以瞑目。”

　　《新华日报》报道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在1941年6月10日的《新华日报》第一版上，有一篇记者华岗的报道《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大隧道》，文章全文如下：

　  本报讯1941年6月5日18时18分，日本飞机24架分三批经湖北宜都、松滋等地突然夜袭重庆。在重庆市区上清寺、中三路、两路口、大田湾、黄家垭 口、观音岩、神仙洞、七星岗、通远门、巴县中学、南岸弹子石、玄坛庙以及江北等地投下爆炸弹82枚、燃烧弹13枚，直到晚上23时27分才解除警报，日机 空袭长达5个小时零9分钟。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轮番轰炸重庆市，看那架势大有要把重庆炸为平地的样子。当时由于正是傍晚，进城的人和不属于在该洞躲避的人，在发布紧急警报后急不暇择。于是就近躲避，该洞管理人员也没有检查核对凭证，尽量收容，致使四通八达的校场口一带大隧道人数大量超过规定数量。

　  恰好这时该段大隧道的通风和发电设备虽已装备完工，但是因国民党防空司令部尚未办理验收手续，故发电机和通风机都没有开动。半小时之后，洞内呼吸困难， 发生骚乱，油灯先后熄灭，人们大呼小叫，妇孺哭泣。这时日本飞机一批、二批、三批先后在空中盘旋，防护团奉命不准人们在紧急警报没有解除之前出洞。

　  这时洞内的人想出来换换气，拼命往外挤，而洞口的人为了躲避轰炸又拼命的往洞内钻，军警吹口哨、奏号也不顶用。人们拥挤中纷纷跌倒，互相踩踏，加之空气 缺乏，呼吸困难。因为当时没有及时对市民进行有序的疏散，造成大量市民拥向公共防空洞(也就是十八梯大隧道)。正由于管理隧道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 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敌机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因此，在隧道内长达10个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躲避空袭的民众因通风不畅被活活闷死，造成骇人听闻的 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的情形。从这一篇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狼子野心;(二)当时国民政府防空司令部的管理不善;(三)慌乱的群众没有组织人员做疏导工作。正因为如此，造成拥挤、踩踏、窒息大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