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默了十几年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报》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就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斩，引起议论纷纷。

　　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停稿启事中所说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洪晃的请求是唯一的原因。女儿是如何请求我的?在2004年3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有洪晃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我说，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 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憋了三十年有话要说，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 掉就忘掉。”

　　女儿求我撤稿时还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要我暂停。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

　　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我有话要说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起，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 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要以“文 革”幸存者的身份，提出对“文革”的控诉，留一些史料给后人，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必须把三年前完 成的文稿进行修改、补充，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我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

　　章含之态度变了

　　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至1968年8月进“牛棚”，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 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 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 过来把两人团团围住，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 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打一顿。

　　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回到家里，不小心被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号啕大哭。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 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是 无辜的，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章赴上海串联时红杏出墙

　　1966年底，章含之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

　　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

　  在上海，章住在大姐洪君慧家。大姐布置了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 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却说：“我们 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

　　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要大家守口如瓶。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想到自己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正当自杀念头萦绕不去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于是我下了决心：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