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人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5年12月25日，一个叫王克敏的人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自杀。他被称为华北第一奸酋。

　　两个月前的1945年10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

　　当日，戴笠即在北平设下酒宴，邀请北平各路大汉奸赴宴。戒备森严的宴席上，戴笠宣读了逮捕名单，读到王克敏时，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瘫在了沙发上，说：“这场祸是我惹出来的。”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伪河北省长荣臻等50余人被当场逮捕。

　　1937年7月底8月初，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与华北地区，随后编成的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及绥远、察哈尔、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一部分。

　　如何对被占领的广大地区进行统治?

　　抗战史学者经盛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的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在给日“华北方面军”的指令中，不同意日军在占领区直接进行军政统治，要求“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

　　“这就是日本的‘以华制华’殖民政策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的表述。”经盛鸿说。

　　北平抗战幕后黑手

　　据经盛鸿等人的研究，“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军队已经丧失最佳布防时机。虽然当时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宋哲元意识到北平南大门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队尚未展开。

　　赵登禹所率29军132师受命急赴南苑进驻，但主力尚在涿州。

　　经盛鸿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如此，以中方战场指挥官赵登禹与佟麟阁等人的素养，日军想一举突入，并非易事。唯一让人心存隐忧的是中国军队中的学兵团——这些人严格来说还是青年学生，在战场上，他们就是中国军队的短板。

　　战斗打响后，日军炮火直接泻向了学兵团防区。很快，日军突入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近千名学生高唱着“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的战歌与日军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

　　中国军队的增援路线也被日军切断，增援部队全数殉国。

　　战后多方证据显示，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战前，日军找到他，并通过他将日军进攻信息透露给29军，原想吓退中国军队，未想在预定攻击地点遭遇拼死抵抗。

　　潘毓桂担心自己把“传话”的事情办砸了，会不会遭到日军报复?他有资格参加29军军事会议，会上确定的布防情况，会后即被他送往日军司令部。

　　中方下达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尚未到达二人手中，早已出现在日军桌上。故有佟麟阁、赵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红门被伏击殉国之事。

　　而今，提起潘毓桂，经盛鸿还会冲口而出：“大汉奸!”

　　潘毓桂被逮捕后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挂写着自己名字和“汉奸”二字的布条，一路遭人唾弃。

　　他在对法庭的供述中称，与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将华北变为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

　　至于对29军的出卖，他的理由则是：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实为爱国”。

　　潘毓桂在战事初开即已“下水”。日军控制北平后，轮到王克敏粉墨登场了。

　　“心中十分欢喜”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同乐对本刊记者说，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文中毛 泽东指出，利用伪政权经营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现。

　　“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张同乐说。

　　当时的日本当局意识到，依靠有限的兵力控制辽阔的中国国土，并非上上之策，且如经盛鸿了解的信息，日方当时也意识到中国民众“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必须“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

　　这就需要代理人。

　　王克敏就是被“建设新中国、建设中日新关系与东亚新秩序”之类的口号说动了心。1937年7月底，华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胃口变大的日军觉得，维持会已经不足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成为其必然选择。

　  按照经盛鸿的说法，伪政权尽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如“有自己的政府机构与行政系统，有自己的官员队伍与军队、警察”。但是这些“政府”的成员 都由日本当局决定，其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与利益，它必须事事、时时听命于日本而不能有任何主见，更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反对。

　　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筹建华北伪政权。

　　最初日军属意于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脑。因这四人在北洋时代，或当过总统，或当过总理，或是军队统帅、派系首领，在华北军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和潜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又都无历史渊源。

　　但靳云鹏说要“礼佛”，曹汝霖说老母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的条件则是“日本退兵”。

　　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进入日军视线。此人曾留学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总长。早在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王克敏就已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员。

　　1937年，王克敏在家里接待了日军代表，对方称希望他能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主席，有史料记载称，王听后“心中十分欢喜，一口答应”。

　　据称，王克敏曾想劝曹汝霖出山，未想被曹告诫“日本人说话，向来不可尽信”。

　　不久，日方又说动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人下水。

　　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挂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