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也存二元“鸿沟”，农村环保欠账严重

　　过去，“垃圾围城”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而忽视了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不论是农民还是城里人，也都把农村垃圾遍地当作司空见惯的事。

　  据新华网前不久的报道，住建部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约有6.5亿常住人口。仅生活垃圾部分，若按每人每日产生0.5公斤计算，一年就可产生约1.1 亿吨垃圾，这还不包含农村地区产生的建筑垃圾、农村工业废料。”此外，经统计，截至2013年，全国农村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仅为同期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的九分之一。两组数据表明，农村垃圾生产规模大，且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城乡二元在环境治理上差距明显。

　　事实上，由于对农村垃圾治理问题长期忽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问题。

　  目前农村对垃圾的处理方式，常见的一种是随意倾倒，通常是沿沟、河、渠倾倒，“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比如，有实地研究指出，农村生活垃圾的随意倾 倒，给三峡库区、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等造成了污染。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是就地燃烧，不进行任何处理，造成了二次污染。

　　农村垃圾处理不当，影响的已经不仅是农村的生活环境，还有对农村土壤和水体的严重污染，威胁着健康。正因如此，农村垃圾治理目标写入十三五规划，成为未来五年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已有的治理行动，在一些地方效果也不好

　　虽然多省已经明确表态可以提前完成目标，但之前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垃圾处理实践表明，要完成“全国90%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治理”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一些地方建了收集站，垃圾却集中不起来

　  秦皇岛新闻网报道称，在很多农村设置的生活垃圾收集站受冷遇，荒置情况严重，有些甚至坏掉了也没人管。一来是村民不积极。有村民表示，没有专人收垃圾， 就随手把垃圾扔到河沟、路旁，因为反正垃圾一多，村委会自然会集中处理;二来是建设规划存在问题。垃圾集中处理的周期太长，收集站容量不够用，且建集中站 时，选址不当，导致位置太远，村民根本不愿意用。钱花了，设施也建了，却用不起来，这无疑是浪费。

　　即便垃圾集中起来，却又运不走

　  很多地方垃圾收得起来却处理不了，最后只能在垃圾池中一烧了之，状况完全没有改善。多地媒体报道，农村虽然建了新垃圾池，村民们将垃圾集中堆放，却处理 不过来。比如，据人民日报报道，湖南湘潭市姜畲镇的垃圾中转站数量“供不应求”，现有中转站的垃圾没地方处理，“该镇曾经将部分垃圾运到湘潭市双马垃圾转 运场处理，但很快就遭到有关方面的反对：城市垃圾处理能力本来就有限，现在如果还让农村垃圾进城，不要多久，湘潭城就要被垃圾埋没了。垃圾无处清运，焚烧 成了无奈之举”。

　　为了治而治，方式有偏，效果当然欠佳

　　观念落后和“无效”需求，造成了“公地悲剧”

　  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问题。所谓“公地悲剧”，经典的例子是，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场上放牧，虽然牧民们都知道草场上的羊已经太多 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但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所以，每个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选择多养羊以获利，最终集体的选择将草场彻底 破坏掉了。

　  在农村垃圾治理的问题上，“公地悲剧”体现在，由于卫生意识较为落后、环保意识较为淡薄，每个村民在倾倒垃圾时，都会觉得这点垃圾没有什么，不会考虑这 么做会给环境造成多大伤害。并且，假设有个人按规定交钱、标准化处理垃圾，而其他人都在倾倒垃圾，在这种情况下他为“公共环境”付出了成本，却没有享受到 好处，他也就再没有激励这么做。确实，大多数的村民都在做倾倒垃圾、污染环境的事，这就造成了“垃圾围村”的局面。

　  此外，一般情况下，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环境意识会增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农村经济有所发展，且农村居民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按理说，农村居民应该 会要求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程远在论文《中国农村环境保护与垃圾处置经济学研究》中分析，农民对“好环境”需求很可能是一种“无效” 需求，也即农民面对污染“有心无力”，因为收入的增长与治理环境所需资金还是有很大差距。

　　经济政绩冲动和跨区域污染的存在，导致政府行政干预意愿不强

　　政府管理一向被认为是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有效方法。如果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又能够有效执行，理论上说可以解决“垃圾围村”的问题。然而，事实不是这样。

　  一方面，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激励进行有效“行政干预”。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从政绩角度考虑，对农村环境进行治理，但也只是为了“达标”而已，只重建设， 而不重管理。因为对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政绩的几个方面也有优先级之分，最大的政绩一定是经济发展。刘刚和潘鸿在论文《农村垃圾处理现状调研》中提到，地方 政府挪用垃圾处理的专项资金的现象，“由于农村环境危机具有滞后性，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没有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仍以政绩突出为办 事准则，把原本属于农村垃圾处理等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挪到能‘立竿见影’的项目，甚至挪用于行政管理费用”。而且污染是跨地区的，严格执行环保政策的地 区，不仅会使经济发展受影响，同时环境也会受到周边没有严格执行地区的损害。

　　破解困局，不可忽视源头控制

　  上面的讨论，其实指出了“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存在的问题，这种模式强调做好垃圾的中端、末端处理。但农村垃圾收集、处置体制天然落后，依赖这 种模式，无疑费时费力耗钱，且可能效果还不尽如人意。城市的经验告诉我们，逐年增长的垃圾产出已经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不仅是资金的问题，还有土地占 用的问题。重点其实在源头控制上。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成本低，可行性高

　  程远在论文《中国农村环境保护与垃圾处置经济学研究》中提出“零排放”的概念，不是指不生产垃圾，而是与一般的末端治理相区别，居民志愿、全流程地参与 垃圾处置的一种模式，即农村居民自发的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包括有机生活垃圾的堆肥、生活垃圾分检、有害有毒垃圾专门集中、家中不可处置垃圾定点 的投放等。而促成农民自发“零排放”的关键，在于社区形成“内化”的“零排放”强制，比如建立村子里的“垃圾分拣”约定。通过垃圾的分门别类，一部分垃圾 能够 “资源化”，回收利用，从而变废为宝，例如通过堆肥变成有机肥料。如此，能够大大减少真正需要进行焚烧、填埋处理的垃圾。

　　无独有偶，学者栾胜基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目前农村垃圾治理的措施对于源头减量的设计和考虑较少。但只有从源头减少垃圾，才能真正减轻农村垃圾治理的负担。

　　成功环境治理的经验，也是通过垃圾分类，大大减少需要焚烧、填埋处理的垃圾数量

　  国内就有现成的例子。浙江金华的管理者认为，以往农村垃圾“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模式，虽然解决了农村垃圾的出路问题，但“垃圾大军”进城后， 仍面临处理成本高的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金华在三个乡镇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试点。没有城里推广垃圾分类那么复杂，金华市只在每户农 民家里放两只垃圾桶，分别标上“可腐烂”和“不可腐烂”的字样，便于农民对垃圾进行分类，但效果却很明显。据人民日报报道，实施垃圾资源化后，金华农村有 效减少了需要外运处理的垃圾数量，“原本大部分村庄垃圾外运处理得每天一次，现在延长为半个月或一个月一次。”

　  台湾农村的环境治理有口皆碑，模式也是进行源头控制。台湾在城乡不仅实行垃圾分类制度，还有“垃圾不落地”规定。“垃圾不落地”是指在规定的一个时间 段，等巡回垃圾车抵达时，居民才可以把垃圾拿出来，并且亲手丢上垃圾车。这种方式避免了垃圾露天裸露、加快了垃圾收集、还减少了清洁队员的负担。数据显 示，自台湾从1996年开始探索垃圾“先分类、后处理”的治理之路后颇有成效。截至到2011年底，一般废弃物清运量从1998年的888.05万吨降至 2011 年的361.08万吨，降幅为59.34%;垃圾资源回收量从1998年的11.23万吨增至2011年的387.44万吨，回收率达51.76%。

　　结语

　　农村垃圾治理需要尽快把环保欠账补上，源头减量、垃圾资源化才是该走之路。 腾讯评论-今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