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奉天柳条湖，一声闷响。

　　针对这次爆破铁路，关东军其实是机关算尽：就在10分钟以后，有一辆从长春开往大连的火车就会经过柳条湖，铁路一断，列车必定出轨，这就是个大新闻。到时候再嫁祸给东北军。

　　出乎意料的是，炸药虽然炸了，但只有一侧铁轨出现了80厘米的轻微损伤，铁轨下的枕木也只断了两条。待到火车来了，这点损伤丝毫没能产生影响，于是关东军便灰溜溜地看着火车通过。

　　但即便是这么蹩脚的演出，也酿成了“九一八”大案。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是个惊天大案，不必赘述，但我们或许不知道，这场事变对于日本政治，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经济停滞，股市暴跌

　　提到“二战”爆发的原因，经济学家必定会指向1929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但就日本而言，这场大萧条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显著——因为日本已经萧条了10年，大家都习惯了。

　  “一战”时期，欧美各国展开“绞肉大战”，日本远离欧洲大陆，又靠着协约国成员的身份给各国供给物资，从而获得“大战景气”。1916~1920年间， 日本GNP平均增长率一举攀升到26.1%，整个国家的纺织、电力、铁路、海运、通信、制铁等轻重工业都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战争刚一结束，欧美国家的产品迅速回归，日本在1920年3月出现股市暴跌，到7月累计下跌了三分之一; 1923年9月日本爆发了里氏7.9级地震，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陷入一片废墟;为了解决关东大地震带来的经济危机，政府以支票形式给民间企业融资，结 果累积的坏账又在1927年引发了银行挤兑。而在1920~1925年间，日本平均GNP增长率跌落到了0.5%，1925~1930年间更是出现了负增 长，达到-2.0%。

　  面对危机，日本政府的对策就是不断发行“特别融通”，也就是向受难企业发行紧急贷款。1923年10月以后，“特别融通”金额猛增，到1929年12 月，这种临时贷款竟然占据了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每年总贷款的98.8%。总裁深井英五日后自嘲：“那是(作为救济性银行的)日本银行最为‘闪耀’ 的时代”。

　　但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日本战后的生产衰退依然引发了全国性通货紧缩：1920~1925年间，日本平均GNP平减指数为-1.1%，1925~1930年间为-4.3%。

　　之所以衰退至此，一方面原因是“一战”时期的繁荣让各生产者迅速扩张产能，却不注意节能降耗，削减生产成本;待到经济衰退，国内与殖民地市场不足以消化过剩产能，日本企业自然难以支撑。

　　1929年7月2日，当日本第27代首相滨口雄幸入主首相官邸之时，日本就面临着这种“实为危机的困难”。

　　软化外交，硬化财政

　　在很多人看来，战前日本政治家无一不想多吃中国几口肉，然而针对1928年蒋介石成立的国民政府，滨口雄幸却很是支持：“如今支那全国的统一，乃是(中国)国民长期的愿望，(日本)要在可能范围内加以帮助。”

　　之所以采取这种缓和态度，滨口雄幸也有自己的一番考虑：“要尽力将贸易伸展到支那全国，尤其是最为富裕的中心地长江流域，增进两国互惠共赢。”

　  可以说，滨口雄幸的眼光更加长远。他并非不想在中国扩展贸易，但比起武力压制，靠经济本身的力量自然发展才是正道。毕竟中国只有结束军阀割据，形成统一 政权，恢复和平秩序，才能使产业得以发展。而由于日本的“工业发达程度领先支那数步之遥”，日本工业产品也必然能在中国畅销，进而借助国际化红利反过来提 振日本经济。

　　既然要寻求“国际调和”，就必须采取软化的外交政策，滨口雄幸启用调和派的币原喜重郎作为外务大臣，一改之前激进的外交策略，寻求与欧美主流国家走相同道路：

　　1930年1月，滨口内阁跟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脚步，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拥有关税自主权;4月22日，日本与英美等国签署《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通称伦敦海军条约)，进一步抵制军备竞赛。

　  致力于削减军备，也是滨口雄幸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甫一接任，滨口内阁就决定削减1929年已实行半年的预算案，将一般会计总额从17.7亿日元削 减至16.8亿日元，新发国债从9100万日元削减至5200万日元;紧接着1930年预算编制之中，滨口内阁更是大幅度缩减了财政开支。

　　除了开源节流，滨口雄幸经济政策更重要的一环在于“产业合理化”。

　  所谓“产业合理化”，包含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说，就是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指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促进科学管理普及开来，利用美国新产生的 “泰勒制”“福特制”提升日本工业产能;宏观层面说，则是促进全国企业组织规模化、专业化，形成“托拉斯”“卡特尔”，减少中小企业互相倾轧，降低行业生 产成本，优化产业结构。

　　在滨口雄幸执政期间，国家制度恢复平静，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激进的外交政策都受到遏制，日本经济从追求表面GNP增长转向追求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从一味炫耀武力、追求势力范围转为追求经济联系。如果日本能够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走5年，相信世界局势会有巨大变化。

　　但就在1929年10月，美国股市暴跌，掀起了经济大萧条的序幕;紧接着1930年1月，滨口内阁不顾各方面反对声音，解禁黄金自由兑换，抬高日元价格，使得日本经济更为雪上加霜。

　　连年经济衰退使得日本失业率大幅度增加，社会出现动荡。要求对外扩张、强调民族主义的民间右翼团体愈发活跃，1930年11月14日，右翼团体爱国社的成员佐乡屋留雄拿起手枪，在东京站里对着滨口雄幸开枪射击，导致首相重伤入院，最终在1931年8月去世。

　　就在他去世之后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少壮当道，国策不保

　  “一战”结束当年，1919年10月27日，三个日本陆军武官在德国南部度假胜地巴登巴登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由于陆军内部长期由明治元勋山县有朋(出 身山口县，即原长州藩)把持，三人秘密决定，反对山县有朋与长州阀的统治，尽全力实现“人事刷新”，压制所有山口县出身的军人，将具有“新思想”的军人捧 上高位。

　　这三位军人便是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均是陆军外派到欧洲的武官，后来也被称为“陆军三羽乌”(陆军三杰)。三人在欧洲观察一战期间，发现欧洲陆军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术都有着巨大创新，深感日本军事发展的落后，便决定在回到日本以后用“新思想”推动国家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