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和腐败本应是水火不容的一对天敌，反腐者得势，则腐败理应被压制而收敛，反之则反腐者当受到“反弹”，落得一身腥臊，甚至吃不了兜着走。于情于理，反腐与腐败是绝不应该有“双赢”局面出现的——这不啻告诉人们“警察和小偷可以联手发财”。

　　如今人们知道，在反腐体制出现严重问题的特殊“气场”里，警察和小偷联手发财的场面是的确可能出现，甚至见怪不怪的，而反腐和腐败间的“双赢”，自然也只能出现在这类存在严重问题的时代和场合。

　　西晋初年，就曾出现过一次著名的反腐-腐败“双赢”事件。

　　事件的第一主人公，是当时任司隶校尉的李熹。

　　司隶校尉是沿袭自汉魏的官吏监察主官，可以说，这个职位差不多是西晋朝地位最高、职责最重的专职反腐官员;李熹在曹魏末年就担任司隶校尉，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西晋取代曹魏后，他因为是司马炎父亲司马昭亲自选拔的官员，非但没有贬官，反倒“以本官行司徒事”，升了半级，更被封为异姓最高的侯爵(祁侯)，可以说，这样一位官员出面纠举官吏腐败问题，既是职责所系，又有相当分量和“杀伤力”。

　　事件的第二主人公，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

　　一般认为，司马炎在开国之初，还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对反腐问题抓得也很紧。他恐怕是中国古代颁布反腐“干部条例”最多、频率最密集的一位皇帝：泰始元年(265年，也即他即位当年)，他就颁布《中正六条举淹滞》，提出选拔官吏的六项标准，其中第四项“洁身劳廉” 要求的正是廉洁、不腐败;泰始四年，他一下颁布了《能否十条》、《察长吏八条》和《五条律察郡》，前者系针对在职官员、后二者系针对地方主官的反腐倡廉条例;泰康九年(280年，即西晋灭亡东吴、实现统一的当年)，又颁布《察二千石长吏四条》，系针对地方辅佐官吏的反腐倡廉及查纠惩处条例。

　　事件的第三主人公，则是四位被李熹向司马炎纠举的贪腐官员：刘友、山涛、司马睦和武陔，罪名是“侵占官三更稻田”，所谓“三更稻田”，从《三国会要.食货》的记载看，是官府所有、在北方边界以三更轮休法(把田地分成三份，每年一份种植水稻，两份休耕养肥)进行屯田耕种的水稻田，按今天的话讲，就是“国营战备农场”。

　　四位官员被纠举时，其中的武陔已故，他是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去世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贪腐官员在曹魏时代，曾被司马炎的大伯父司马师任命为司隶校尉，主抓反腐倡廉工作)，于情于理，纠举一名贪官的贪腐劣迹，不会挖死去太久者的“坟头”，由此可知李熹的这次纠举，应该是266年武陔去世不久、也即晋武帝泰始初年的事，这时的晋武帝司马炎，应该尚处在对反腐倡廉热情高涨的“奋发期”。

　　身为官员，假公济私已算贪腐得可以，侵吞的对象，又是对国防战备关系重大的边境官田，性质不可谓不严重。李熹身为政府主抓反腐倡廉和官员审查的最高级别专职“干部”，对这样的四个“贪官”提出惩处要求，可谓理直气壮。从司马炎的批复中，也可看出，这位刚当皇帝没几天、还惦记着坐稳江山、一统天下的长头发皇帝，对李熹的做法是充分肯定、热情赞扬的，称李熹“亢志在公，当官而行”(所作所为都是职责所在，理所当然)，将他称作“邦之司直”(国家主管道德准绳的人物)，并将他比作东汉光武帝时著名的执法干部鲍永、鲍恢。

　　不仅如此，这位皇帝还掷地有声地表示“法者天下取正，不避亲贵，然后行耳”(法律必须遵循正道，对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一律秉公执法，才能维系其尊严)，表示自己绝不会徇私枉法。

　　如果仅仅读到这，您一定认为这将是一个反腐倡廉的光辉古代范例吧?且慢，司马炎的诏书，这里刚引用了一半而已。

　　诏书的另一半将“贪腐主犯”锁定为刘友一人，指责他“侵剥百姓，缪惑朝士”——贪腐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其他几位不过是被他蒙蔽了。司马炎下令，因为山涛等另几位被指控官员能像古人颜回那样“不贰其过”(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不予任何追究。

　　李熹纠举的四位官吏中，司马睦的生父是司马炎父亲司马昭的弟弟司马进，也就是说，他是皇帝的堂兄弟，当时封为中山王，有食邑5200户;山涛是“竹林七贤”之一，当时刚卸任尚书，以大鸿胪加奉车都尉，封为新沓伯;武陔是追随司马氏三代的亲信，曾做到尚书左仆射、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的高官，但当时已经去世;而刘友最高只做到立进县令，和前面三位比，是不折不扣的芝麻绿豆官，不仅如此，这位在《晋书》中连传都没有的小人物，却偏巧是司马炎最信任、当时权势最煊赫的权臣——贾充所讨厌的人，肯定李熹的纠举，却把这样一个人物当罪魁祸首，说“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毫不过分。

　　很显然，在当官看门第、等级森严的西晋，区区一个县令，是绝没有能耐去“缪惑”一位王爷、一位伯爵和一位三公级高官的，让刘友当这个替罪羊，说白了，就是一方面承认李熹纠举无误，另一方面压根不打算真去惩办贪腐，而只是做个“承办贪腐”的姿态给大家看罢了。那三位以“不贰过”为由“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放过的高官，已故的武陔且不去说，健在的两位，山涛生活简朴，操守官声一直不错，而司马睦咸宁三年(公元277 年)私自将封地内八个县逃避国家税赋的农民700多户招募为门客牟利，曾被贬为侯爵，但280年左右(也就是说不到三年)就又被封为高阳王，食邑比当中山王时更大、更好，他死于司马炎驾崩之后，死的时候不仅爵禄依旧，还当上了负责管理宗室的宗正。司马睦277年的所作所为又何止“贰过”，所获惩罚，不过如此。

　　事实上，既要沽名钓誉显示反贪腐决心、又没打算当真的，又何止司马炎这个皇帝?

　　李熹并不是个以刚直著称的人物。他的父亲李牷在东汉就做到大鸿胪的高官，门第高贵，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几次征辟他当官都被他躲避。等司马懿去世，司马炎伯父司马师当权，下令让李熹出来任职，尽管授予的职位比司马懿给的还低些，李熹却忙不迭跑来报道，理由是司马懿客客气气邀请，自己也能客客气气回绝，司马师拿出法律条文逼迫，自己惧怕落入法网，只能乖乖从命。很显然，这样一个人物，其“纠举贪腐”也必然是察言观色后的选择性行为。他纠举的四个人中，司马睦虽是亲王但并不十分受宠，山涛受皇帝尊重但地位低于自己，武陔是司马氏亲信但已经不在人世，刘友则简直就是特意被挑出来当作“候选替罪羊”塞入“贪腐大名单”的。可以说，所谓“反贪腐的一曲赞歌”，不过是三方主人公心照不宣的一场排好大戏，反腐和腐败两方的“双赢”，实则不过各方都没打算较真罢了。

　　自曹丕继承曹操、掌握东汉权柄起，高门大姓就独享军政和经济特权，官吏的任免升诎，看的主要是其家族、门第，而不是其德行、才能，像司马睦、山涛这样的皇亲国戚、高门大姓，慢说身为士族盟主、要靠着一干士族坐稳皇位的司马炎不会当真翻脸，即便实在没辙，真个降职、罢官，也不过走个过场，风头过去一切照旧，《晋书》里提到被御史、司隶校尉等监察官员弹劾的高官，如王祥、郭奕等，受处分后官复原职、甚至加官进爵的速度，比火箭也慢不了太多。

　　作为监察和反贪腐主管官员，李熹当然知道这贪腐必须反，却又不能当真反;作为天下的主人和西晋皇朝的开国君主，司马炎当然更知道贪腐不能容，但士族出身的贪腐分子又不能真个不容。于是当臣子的故意制造一个可以打一棍、又不会当真打死的“滑头举报案件”，当皇帝的则心领神会，乱棍打死臣子故意送到案前的替罪羊，然后表彰反腐官员，安抚贪腐分子，做到既推崇反贪腐的“大政方针”，又对动不得的贪腐分子“灵活处理”，让心照不宣的两方人马皆大欢喜，“双赢”谢幕。

　　然则本应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反贪腐机制和贪腐现象，如今居然可以在特定土壤、氛围里实现“双赢”和共处，最大的输家，就只能是这片土壤，这个氛围，以及这个机制和时代：皇帝聪明，反贪腐主管大臣机智，其他人又何尝是傻子，当他们冷眼旁观，领悟到贪腐是罪大恶极还是无关痛痒，关键不在性质、更不在态度，而在门第身世，则他们中门第高贵、身世煊赫者，自然绝不会把什么“四条”、“八条”或“十条”当回事，尽管司马炎在“双赢诏书”里言之凿凿，要官员们忠于职守，“宽宥之恩不可数遇”(宽大处理的事下不为例)，他们也多半嘴里应许，肚皮里暗自好笑：“不可数遇?我信你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