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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王震遭批判后撤职离开新疆内幕揭秘

2016-01-15   来源:文史精华   作者:   参与人数:772人   评论:
        


   王震的一生和新疆有着不解之缘。是他率领大军解放新疆,使新疆回到人民的怀抱;是他带领新疆军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使新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952 年6月,驻苏大使张闻天路过新疆,对新疆短短两年时问中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专门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赞扬了新疆的工作。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意外的曲 折。1952年夏,王震突然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新疆财委主任的职务,被迫离开他苦心经营的新疆。那么,王震缘何遭到批判?这件 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是怎样的呢?

  王震主导新疆牧区改革

   王震之所以在新疆受到批判,根本原因是他主持的新疆牧区改革。新疆是全国四大牧区之一,在全省79个县中,有22个县以畜牧业为主。新疆解放时牧区人口 约为60万,占全省总人口13%。1949年,全区有大小牲畜1000多万头。长期以来,新疆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行居不定。由于反动统治 长期的民族压迫,经济掠夺和土匪的骚扰,使新疆畜牧业遭到严重摧残,许多牧民流离失所,生计艰难。与农民相比,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更为落后。在牧区 里,还残存着封建氏族制度的社会关系,王公贵族、部落头目等上层;不仅占有大量草场、牲畜,还享有种种特权,每年都向牧民征收繁重的贡税。牧主以及部落头 目、王公贵族利用其封建特权,还要牧民无偿、半无偿地放牧他们的牲畜,对牧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从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在全省农业区的147个乡、约50万人口的地区试办了减租。1951年5月30日,王震 和新疆分局认真分析了农村形势后认为,在农村全面开展减租反霸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发布了进行减租反霸的指示。接着,新疆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决定,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到1952年5月,全疆9个专区58个县150多个乡的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 减租反霸任务。这是新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各族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一场伟大斗争。全疆有2万多 名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减租反霸运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同时在斗争中培养了近10万名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有74.2万多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

   在农区取得减租反霸斗争胜利的情况下,为了把新疆的建设搞得快一点,王震提出全疆工作要早一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土改的同时,在牧区同时进行改革。 王震所以主张在土改的同时进行牧区社会改革,是基于他对广大牧民的痛苦的了解和同情,适应广大牧民要求改革的愿望,急切地要把牧民从封建主和牧主的压榨下 解放出来。

   在进行改革之前,王震派出了工作组,走访了一些地区,征求了部分领导同志的意见。当时新疆牧区除了纯牧区外,许多牧群属于农业区的地主,只在农业和土地 方面进行改革,并不能触动地主的全部经济利益。在南疆进行的社会调查,就能看到很多地主同时也是牧主,他们占有的牲畜占当地全部牲畜的百分之六七十。农民 说,土地改革了,巴爷(富人)还是巴爷,他们手中还有大量牲畜。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还不能彻底翻身。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了,牲畜不 动,他们带着畜群进了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王震还从剿匪中看到,新疆解放后匪患的根源也在牧区。因为牧区土地辽阔,人烟稀少,区乡政权基本上还是旧 政权,没有来得及改造,部落头目实行世袭制,因此,牧区易于成为土匪、反动头目藏身之所。王震认为,镇压反革命分子越彻底,牧区就越稳定。他还看到,牧主 因为不愿改革,害怕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遂大量宰杀牲畜,对牧区的生产造成了一定破坏;而农业的社会改革,减租反霸,农民的翻身解放,对牧区有一定影 响。对广大牧民迫切要求改革的愿望,不应当忽视。

   在了解新疆牧区的现状后,王震认为,如果不发动牧区群众进行社会改革,不但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政策无法贯彻,牧区牲畜定将继续遭受损失,并且脱离牧区人 民群众。王震向新疆分局建议:一、没收农业地主在牧区兼营的牲畜;二、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没收反动大牧主、反动头目的牲畜;对一般牧主,则在适当调剂劳 资关系、改善牧工待遇原则下予以保存,保护一般畜牧业主牲畜不受侵犯。1952年4 月23日,新疆分局致电西北局,通报了《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报告说,伊犁东5县(巩留、巩哈、特克斯、昭苏、新源)游牧区的工作还很薄弱,特别是 牧王、部落头目、千户长的破坏活动还甚猖獗,因此,分局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由贾库林任团长、曹达诺夫任副团长、李挥和任工作团党委书记,于5月初集中 伊犁,开赴牧区工作。

   没等西北局答复,王震果断决定去做,雷厉风行地布置牧区改革。5月17日,西北局复电新疆分局,明确否定了新疆分局牧区改革的意见,说应该集中力量在农 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暂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甚至不办减租反霸。在王震对此感到犹豫不决时,新疆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邓力群从南疆 调查回来了。邓力群支持王震的看法:“尤其是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这一提法,很新、很大胆、很有创造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很解决问题。”邓力群 提议,不仅要没收地主的牧畜,还要没收宗教头目的土地,彻底摧毁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邓力群的表态加强了王震的决心:“太好了,你的材料很有分量,西北局 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说明他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来新疆工作一段时间,肯定会同意我们的方案。”

   5月14日,新疆分局专门开会讨论给西北局的回电。王震坦言:“牧主们不愿意改革,怕同苏联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大量屠宰牲畜,对牧区生产造成破坏, 广大贫苦农民也是要求改革的,有的已经自发地行动起来。如果我们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发展牲畜业的政策受到影响,还会脱离牧区人民群众,这就是我们新疆 的现状。”邓力群接着发言表示支持王震的主张:“我在农村搞了半年的调查,西北局根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对新疆的群众运动就 不是挺进,而是往后拉,这是不能领导群众前进的。”新疆分局多数委员都赞同王震的主张。在新疆分局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下,王震决定在牧区推行改革。

   5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 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王震认为自己和新疆分局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决定一面上报请示,一面下达执行。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 命的指示》,确定在全疆减租反霸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个指示说:“农业区域减租反霸运动以来,对牧 区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广大牧民迫切要求从反动头目的残酷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建立民主制度,并曾发生了若干自发斗争;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区某些地主(一部分 是在牧区兼有牧畜业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逃到牧区,与牧区反革命分子相互勾结,煽动叛乱,遂使牧区成为反革命分子的防空洞。”因此,“大张旗鼓地发 动牧民群众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指示》同时指出,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必须在发动牧民的基础上,组织牧民协会与改造牧区的区乡政权。

  虽然新疆分局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但是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是需要指出和批评的。

  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受到批评

   新疆分局5月26日的指示是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上述指示相抵触的。6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并西北局:“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 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请张邦英、高 锦纯、饶正锡、包尔汉、赛福鼎、王恩茂六同志即乘飞机来京参加中央会议。新疆分局日常工作暂由邓力群代理,南疆工作由高峰暂代。”

   6月18日,新疆分局为及时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级党委发出了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北疆牧区镇反工作,凡尚未逮捕人的地区,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 停止逮捕;对已捕之人,一律暂不处理;对已捕入中,拟没收其畜牧财产者,一律不动,并停止在群众中进行没收其畜牧财产的宣传,继续牧区镇反工作的党委,在 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迅速传达,坚决执行。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

   6月28日,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习仲勋在会上说,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 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又说, 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其他人的发言,也 都严厉批评了新疆分局和王震的错误。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他批评了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所犯的错误,说“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还对新疆的土地改革、宗教工作指出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这次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仍为分局常委、军区 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省财委副主任。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 艾则孜任第四书记。常委由4位书记和包尔汉、王震、高锦纯、饶正锡等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性质是严重 的,要纠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批评王震的错误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在会议上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他说,我以忠诚老实和坚毅性做人民的长工。对所有批评都采取欢迎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重了的、过分了的,引以为 戒;对自己严,对人宽。当时,他对有些同志的批评是难以接受的,如说“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等,但也 无可奈何。会后,王震曾和秘书前往颐和园昆明湖散心。在过去,无论到什么地方开会,王震从不游山逛景,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

   这次来到北京,王震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前曾见过毛泽东。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 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 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中央政治局开会,散会时,毛主席同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没有说话。散会后,我到董(必武)老那 里,谁知他把朱老总、林(伯渠)老都找来了。他们几位老人家开会时没有讲话,他们替我惋惜。”批判过了头

   1952年7月15日至8月5日,为了贯彻北京会议精神,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新疆分局的领导 工件,纠正在牧区改革上的错误,讨论土地改革工作等问题。新疆分局常委、委员全部都参加会议,习仲勋主持会议,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书记张宗逊、刘格平等西 北局领导参加了会议。

   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制定了“安定社会秩序,保护与发展 畜牧业,在可能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牧工与穷苦牧民的生活”的牧区工作总方针,和“坚决保护牧主经济,对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 策”。但对王震和新疆分局错误的批判,却不是实事求是的。

   习仲勋在会议开始时作了《传达中央指示及时检查新疆工作意见》的报告。会议认为,两年多来新疆分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要表现在:农业地区的社会秩序已 经安定,牧业地区社会秩序基本安定;各族人民的团结日益增强和巩固;发动了群众,在约三分之一的乡村,树立了农民的优势,广大农民群众有了实行土地改革的 要求;除由关内和部队中抽派大批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外,还培养了1.6万多名本地干部,发展了近1000名本地民族党员和1.2万名青年团员。

   会议批评了新疆分局的工作,不适当地夸大了新疆工作中的错误(多达7个方面)。而对新疆分局工作所作的总的估计是这样说的:“成绩是主要的,‘左’的冒 险急进的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其中有些是惊人的。”“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将近三年来的工作中,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 针、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同时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 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 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中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 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 到1952年4月初为止,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王震在新疆的工作是肯定的。王震和新疆分局的问题主要在发生在1952年5月。新疆分局的问题,主要是牧区工作 中的错误,并提出一些与西北局、中共中央不同的意见。新疆分局5月22日、25日给中央的两次电报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即使提出的意见不正确也不能算错误。 5月26日指示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当中央指出其错误后,新疆分局立即予以纠正。

   但是在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上,不少人在发言中实际上全盘否定了新疆的工作成绩,还有人在会外各种场合对新疆的工作进行过分的指责。有人竟就两年多工农业 建设中的重大成绩非难王震说:“你们在这里开荒,在那里建厂,人家民族的人民怎么看,这还不是殖民地?把我们民族当做你们汉人的殖民地!”对于进疆部队节 衣缩食、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有人不但不予鼓励,反而严厉指责:我考察了,你们讲这个好那个好,可是现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不像部队,军官不像军官、战士不像 战士,衣服都没得换洗,衬衫都不够穿。甚至完全否定了剿灭鸟斯满匪帮这样重大的成绩,竟说应该用金钱收买政策,而不应该武装消灭:“你们花这么大力气才把 乌斯满消灭掉,在甘肃也有土匪,我们花了两百个亿(按:指旧币,是现在的200 万),就把他们收买过来了。”好像根本忘记了: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你收买过来,他觉得对他有利了,就跟着你;一旦要求满足不了,他就又背叛 了。……

[责任编辑: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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