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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泄密事件

　　同治九年(1870)“庚申，刘坤一以漏泄密谕，褫职留任”。刘坤一时任江西巡抚，作为封疆大吏，竟然泄露了皇帝的秘密谕旨，问题很严重，处理结果是“褫职留任”，此事被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清史稿》中。

　　《大清穆宗实录》也记录了这起事件：同治九年，“吏部奏，江西巡抚刘坤一漏泄密寄，遵旨严议。刘坤一应比照例案，于降一级留任例上从严加等。议以革职留任。从之”。

　　上述两文献所载刘坤一泄密事件，都是“同治九年”。然而，另一部清朝史料《清史列传》卷五十九中记载的是同治四年(1865) 五月，刘坤一“擢江西巡抚。旋因泄露寄谕，部议革职留任”。对刘坤一的处分，同样是“革职留任”，但时间相差了五年。

　　此三史料均非杂史，或许有两种可能：其一，刘坤一在1865年和1870年各违纪泄密一次，都受到了公开处分;其二，以上三史料所记均为同一事件。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坤一在担任江西一把手期间，确实因泄密事件被处分过。

　　有意思的是，刘坤一在泄密受到处分后，仕途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官运亨通。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翌年晋为两广总督。1880年起，任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与张之洞一起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主导者，并在晚清诸多历史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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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和上海报纸泄露军事机密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日本政府派兵三千进攻台湾。三月二十三日，日军在琅乔强行登陆，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反击。

　  三月二十九日，清廷发出密旨：“日本使臣上年在京换约时并未议及派员前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事，今忽兴兵到闽，声称借地操兵，心怀叵测……生番地方本系中国 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 机筹办。应如何调拨兵弁之处?着会商文煜、李鹤年及提督罗大春等酌量调拨……并着李鸿章、李宗羲随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办。”

　　这份密谕显然属于国家军事机密。但不到半月，五月十二日香港《华字日报》即将全文刊载。此后，“林华书院新报、上海汇报，一系五月二十三日刊发，一系五月二十八日刊发”。而且还刊发了沈葆桢四月十九日的奏折。对此，清政府大为恼火。

　  上海属于两江总督管辖地。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连发两道谕旨，令两江总督李宗羲严查，并严格规定了文件管理办法：“嗣后遇有中外交涉事件， 务当益加慎重，不得稍涉疏虞，致干咎戾。并着照该大臣所请，嗣后奉到谕旨及陈奏折片，除抄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应行函寄各处外，其余均不必抄咨，以昭严 密。”

　  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汇报朝廷：“检核上海林华书院新报，载有三月二十九日廷寄一道，及闽省拟购铁甲轮船等事，据刊系由香港华字日报中钞来。饬据苏松太 道沈秉成查覆，香港华字日报内有台湾消息一条，已载明由福州寄来字样……此次漏泄并非由于上海，已无疑义。嗣后办理交涉事宜，自当遵旨格外严密，以昭慎 重。”

　　两江总督李宗羲把“皮球”踢到了福州，泄密事件并非起源于上海，两江衙门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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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泄密者竟被聘为驻美使馆参赞

　  十一月初二日，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等就泄密问题报告中央政府：“伏查闽省洋务，向由督臣主稿，臣鹤年到任后，同洋务密件，皆 由信函往来，不经书吏之手。遇有事，与臣煜、臣凯泰面商办理，非但新闻纸不能道其只字，即同城司道不经管洋务者，亦未尝得闻其详……此外臣等所奉密谕及各 处钞寄密折、密函，皆系内署封存，秘之又秘，并无一字外播者。……及先后接到李宗羲来咨并沈葆桢钞寄折，始知前项密件、有刊入香港新闻纸者……即派委同知 文绍荣前往香港密查所刊前件，毕竟得自何处，传自何人，以期水落石出。”

　  于是，把侦查目标放在香港，“续查出主笔陈贤，即陈叆亭，广东新会县属潮连司人”。但《华字日报》的主笔陈贤“现在台湾府城”。追查到台湾，台湾道夏献 纶汇报：“访闻陈贤有在道员黎兆棠处之说，当经亲往查询，据该道称，祗有陈言即陈霭亭，广东新会县人，已于八月初二日内渡，闻其已回香港等语。‘贤’、 ‘言’，‘叆’、‘霭’，语音相同，其即系一人无疑。”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了一份十二月初五日福州方面官员的奏折，提出处理泄密事件的关键性方案：“现既已查有主名，祗须陈言即蔼亭究由何处泄漏，一 经提讯，不难水落石出。惟自八月初二日到今，已逾数月，难保不回新会原籍。即使仍在香港，按照条约，就近由粤照会英国官解送，似亦易获案……可否仰恳饬下 两广督臣张兆栋，密饬设法查拏务获，解讯严办。”

　　对此，清政府指令：“查明新闻纸刊刻密件之陈言……于八月间由台湾内渡，已回香港……著张兆栋密饬所属，将陈言即陈蔼亭设法查拏解讯，从严惩办。”并将抓捕泄密人陈言的任务交给了两广总督。

　　此时已是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早在九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已与日本议定，赔偿兵费银十万两，修道、建房等银四十万两，日本从台湾退兵。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病逝，对泄密案的追查就松懈下来，渐渐再没了下文。两广总督也没有抓捕陈言。

　　匪夷所思的是，之后，清朝官员陈兰彬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及秘鲁，还聘请了陈言作为驻美使馆参赞及古巴总领事，泄密案再没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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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社会对泄密案件的态度

　　晚清的著名报人汪康年在笔记中说：“以己国消息输于外人，从前未有发之者，近乃纠惩一二。意从前吾国之事，坏于此辈者不知凡几，真狗彘不若矣。”可见，他对于泄露国家机密与外国人之举，深恶痛绝。并且，他的笔记中还记载了两件事：

　  一是“相传从前有密约适在某枢相手中，枢相性谨密，置靴掖中，不外露。某习于其家，则赂相之孙，乘相睡时窃取捷抄去，得巨金”。二是“又前年梓宫奉移 时，某署人均出，惟留二三供事，则有以重赂入，发其机要之柜锁，抄取密要文件以去。”最后，他又指出了机要密件泄露“为之者固不胜诛，然藏之者亦尚嫌疏 漏”。

　　无论是刘坤一泄密事件的处理，还是陈言的《华字日报》及《上海新报》泄密案，或者是汪康年所列举的泄密事，都暴露出晚清在国家机密管理上的严重问题，而且，政府对于泄密案的处理敷衍潦草，几乎都不了了之，也属于晚清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