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顿时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在1976年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中国人民相继失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大的领袖。广大群众悲痛欲绝，泪湿衣襟。

　　然而，“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四人帮”就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中共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江青还想方设法盗窃毛泽东保存的文件、材料和手稿，企图加以篡改，作为篡党窃国的依据。姚文元等还公开动员和秘密串联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王洪文私拍了准备上台时用的“标准像”。张春桥穷凶极恶地暗地里制造要“镇反”、要“杀人”的计划。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写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中，于1976年9月16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9月17日起，姚文元不断给新华社打电话，再三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各中央新闻单位据此对“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进行了反复的重点宣传。

　　“四人帮”伪造并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这一“临终嘱咐”的目的，是想造成一种毛泽东在临终时给他们作了“临终嘱咐”的假象。借以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既定方针”，继续打击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其实，毛泽东在临终前一直昏睡不醒。1976年9月7日，毛泽东生命垂危，不断抢救，又不断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还是要看书。他语言的含糊与声音的微弱，连最能听懂他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个“三”字，给了秘书，然后又用手敲敲木床的床头。秘书这才猜出了他的意思，他是要看关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

　　当时正是三木武夫准备下台的时候，当毛泽东的秘书找来介绍三木武夫的一本书，拿给毛泽东看时，毛泽东点点头，露出了满意的神态。但是，毛泽东的手已经没有托住这本书的力气了，尽管这是一本很薄很薄的书，也只好由别人为他托着。毛泽东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读的最后一本书。

　　所以说，毛泽东在临终之前，根本没有作过任何“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并提出她和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以及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毛远新都要参加会议，却不让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以便研究她所提出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华国锋问江青：“会议讨论什么问题?”

　　江青却说：“有紧急事情，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

　　江青又来到人民大会堂，纠缠着要求华国锋同意将毛泽东的所有文件、档案、资料、手稿交给毛远新整理，企图由“四人帮”来垄断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手稿等资料，以便随时可以伪造和篡改毛泽东的指示。

　　在9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的问题，图谋篡权。毛远新本来在会前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毛主席逝世了，他的联络员使命也结束了，要求研究同意他回辽宁的问题。但当华国锋念了毛远新的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让毛远新回辽宁的时候，江青却大发脾气，坚决反对。张春桥也提出毛远新不能走，要让毛远新整理毛泽东留下的手稿、资料，要由毛远新“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等等。当 “四人帮”的无理要求均遭到政治局委员们的否决之后，江青破口大骂，胡搅蛮缠，闹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只好不了了之。

　　以后，江青又多次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汪东兴在征求了叶剑英的意见后，坚决拒绝了。在此期间，“四人帮”频繁活动。他们与上海的死党之间“热线”不断，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要“闹事了”。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党和人民就要遭难，中国的历史就不知道又要倒退多少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与汪东兴等，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毅然决然地站到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