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时，解放台湾成为最后一项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这一年7月曾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时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地下党组织，可惜的是几个月后这一组织便遭受了大破坏──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台湾也有部分革命者建立和发展过共产党组织，不过却因岛内的特殊情况屡遭破坏。在解放军开始筹划渡海攻台而急需内应时，1950年初中共台湾工委却遭到近乎覆灭性的损失，组织基础薄弱、指导思想急躁和领导成员的腐败是其主要原因。

　　“老台共”失败后中共于1945年建立台湾工委台湾于1895年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岛内的女革命者谢雪红在1925年便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1928年4月，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成立，后被人俗称“老台共”。台共书记为林木顺，蔡前(后改名蔡乾)、谢雪红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

　　台共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不过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通过“农民组合”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随着日共组织在本土被破坏，1931年日本警方在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如蔡前回福建后进入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抗战时还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这块回归祖国的省份建立组织。当时在延安的蔡前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虽然此前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中共中央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还是任命此人为台湾省工委书记。9月间蔡前由延安出发，12月到达江苏淮安，同在华中局工作的台湾籍干部张志忠等人会合，再分批到沪以返台。1946年4月，工委副书记张志忠先行到达台北，7月间蔡前(后改名蔡乾)抵达，并联络岛上的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组织。由于台湾受日本半个世纪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

　　国民政府刚上岛接收时，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对重归祖国感到兴奋，随后又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搜刮恶行极度失望，不少人对共产党产生向往并要求入党。不过其中一些人出于赶时髦，革命意志并不坚定，遇到风浪便出现逃避，李登辉便是其中一个典型。

　　1946年9月，刚从日本回台湾大学农学院就读的23岁的学生李登辉曾申请加入共产党，很快得到批准。1947年2月末发生“二二八”起义时，李登辉参加了一些宣传，随后因国民党军警特展开血腥镇压便躲避起来不参与活动。1948年夏天，毕业后已担任台湾大学助教的李登辉找到中共台湾学工委要求退党，并称自己仍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却不愿过组织生活和受党的纪律约束。当时组织上分析，李登辉是因害怕危险而退党，经挽留无效后便予同意，不过此人还答应保守秘密。

　　据几十年后退休的台湾特务头子回忆，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后国民党当局也知道了李登辉这段历史，曾将他拘留审查过七天，放出后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定期汇报，外出又遭跟踪。直至1970年代初，蒋经国强调“吹台青”(即提拔台籍新人)时提升了李登辉，才向其说明：“你的有关材料已经被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蒋经国能有此表示并不奇怪，因他自己当年在苏联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喜欢重用共产党的叛徒或脱党分子。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卷起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变，中共台湾省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随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使工委的秘密活动更增加了困难，不过民众不满的滋长也为地下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急躁冒进和负责人叛变招致大破坏

　　进入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在大陆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更得到加强。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只看到逃台的国民党军人心惶惶，以及众多群众认为解放在即，便采取了一系列急躁冒进的行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逃入台湾，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向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这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此时工委却开始在山区建立武装据点，在台北市内印刷《光明报》散发，并大力发展党员。工委还在《攻台建议书》表示：“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根据这一估计，工委只以几个月的短期打算来准备策应解放军登陆。

　　1949年7月，撤到台湾的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内发现《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掌握了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乾)的线索。10月间，保密局通过刚混入中共高雄工委组织的一名老牌特务，掌握了其“上线”李汾，这个缺乏觉悟的工运负责人被捕后供出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接头时实施了抓捕。陈泽民被捕后经严刑拷打虽不肯说出“老郑”身份，却暴露了他的住址，特务赶到此往所已空无一人。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位40来岁的男子。此人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他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 “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他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此人突然跑掉。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认定吴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报，经上峰同意将这个重要“卧底”抓捕，几个月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地下工作不允许出现的大错误，蔡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见。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得知他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见此反常目标，特务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是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蔡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把这个16岁的小姑娘送来。

　　蔡乾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据国民党当局统计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中共台湾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回大陆，因蔡乾供出其行程而在基隆码头被逮捕。工委在山区的一些武装训练营地也被特务掌握了线索。1950年3月间，“竹子坑武装基地”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这段辛酸历史在1990年代的台湾解密后，将幸存者和特务头子的回忆录结合起来看，便能清楚显现出当年地下组织遭破坏的详细过程。

　　违背秘密工作原则和领导者腐化是致祸之源

　　中共台湾工委遭受大破坏，有对解放军渡海时间估计过于乐观和岛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观因素，主观指导失当及领导者个人品质又是主要原因。当对台湾工委书记蔡乾和副书记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对此案的总结是──“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历史事实证明，蔡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有日本经营的基础而在经济水平上远高于大陆，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仅14岁的妻妹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1949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似这般张扬迟早会被敌特发现。他的被捕虽出于偶然，然而历史的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蔡乾叛变后改名蔡孝乾，随后到广播电台发表反共讲话并对其他人实施劝降，国民党当局为影响更多的人“政治转变”，宣布委任他为保密局少将参议。其实只作为特务机关搞反共宣传的走卒，活到1982年病死。张志忠经四年多“感化”仍坚贞不屈，尽管蒋经国两次到狱中以现身说法劝其转变政治立场，得到的回答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速死”。1954年张忠志拒绝了捆绑昂然走上刑场，后来国民党特务在回忆中对此气概也不禁表示佩服。

　　除了负责人的个人品质，中共台湾工委对形势估计错误造成指导方针偏差也是招致大破坏的原因。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提出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周恩来在总结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 1942年遭破坏的教训时也强调，地下党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因为二者的指导方针是矛盾的。众多实践都证明，搞武装斗争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势必不可能隐蔽组织和领导者，而当时台湾工委违背地下工作的长期隐蔽方针急于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在工人学生中不经严格审查大力发展党员，恰恰为敌特渗入并找到领导者的线索提供了机会。

　　在大陆全部解放后的1950年，中共情报部门的领导者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用了几个月时间总结党的隐蔽斗争经验，得出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事实证明，即使是在严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党组织也必须对每个成员加强领导监督，并以政治信念凝聚成员而努力防止信仰缺失。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的过程，恰恰也证明这两条原则不可违反。像蔡乾这样一个经历过组建台共和长征的干部竟堕落到如此程度，曾令许多人震惊，若仔细分析也可看出人的思想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过去有过奋斗光荣并不能确保后来始终如一，尤其是面对腐蚀诱惑而脱离监督制约时更容易出现蜕变。蔡乾主持台湾工委时正是利用孤悬海外上级难以监督，日益走向腐化，人生追求发生扭曲后其政治立场也就不可能坚定。

　　当时台湾工委一些基层工人党员被捕即叛变，据当时特务审讯后的报告也称他们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理念，只是看到形势会巨变而急忙来投机。在缺乏政治信仰的状态下，这些人自然不可能保持坚贞，此类教训也说明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

　　一个甲子的时光流逝，台湾海峡两岸局势已发生了巨变，当年岛内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在1990年代以后已能公开凭吊牺牲者，一些就义烈士的遗骨还经有关部门安排迁葬到大陆。今天的人们纪念那些牺牲的前辈时，不仅能进一步激发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意志，同时通过回顾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的过程，从中总结一些带有历史规律性的教训，对如今的干部和党员也会引发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