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刑罚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在封建社会体制下，犯了罪的人(有冤情的更不必说)，无论你是平民，还是臣子，都逃脱不了酷刑峻法带来的悲惨命运。这不仅仅是因为如何量刑，取决于最高法官的一闪念。单是刑罚之重，就足见其灭绝人性。因而在那个时候，人不患死，而患刑。这就导致了许多自知难逃厄运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是铤而走险，甚至落草为寇。按当时的说法就是，“横竖是一死，还不如痛快点，免得活受罪”。这话搁到现在，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不太好理解。因此，我只能以读史的眼光与感受表述一二。

　　当然，还是难免挂万漏一，有所忽略。

　　实际上，从大致的范畴上讲，古人的刑罚无非就是两大类。一是剥夺生命，二是剥夺精神。财富有时倒在其次，在某种环境下，有足够的钱就能将上述两条一笔勾销。古人虽然常讲：杀人不过头点地。而其实，对犯人剥夺生命还不是最最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刑罚的背后，让你欲活不能，欲死不快。

　　当年，明朝名将袁崇焕是以“内奸”的罪名被处以极刑的，但这个极刑并不是“脑袋掉了碗大的疤”那么简单，而是凌迟(千刀万剐)。据《明季北略》记载： “(袁崇焕)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如此的酷刑，除了让人心惊肉跳之外，又怎能不让人为之顿胸垂泪呢?

　　且不说袁崇焕不是内奸，即便就是，杀头即可，为什么非要处以这样的刑罚呢?唯一的解释无非就是，最高法官(皇上)喜欢这个调调，不如此不能解心头之恨。而这个恨，显然与法律无关，完全是心理极度扭曲的“代谢物”。与之一并臭名昭著的刑罚当然要算是“腰斩”。所谓腰斩，就是用利斧将人一分为二。因为人的主要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被从腰部砍作两截后，仍然会神志清醒，要过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断气。

　　于是，犯人的亲属为了让家人少受些痛苦，往往会打点一下刽子手，让他在行刑的时候从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以便让犯人死得快一点。这种刑罚，较之“凌迟”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残忍大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架势。雍正一朝在对俞鸿图实行腰斩时，俞鸿图用自己的鲜血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方气绝身亡。雍正皇帝听说后，也觉得过于残忍了，于是下令废除。这也许算是法律史上的一次大进步吧。而早在此前，活埋，蒸煮等刑罚却如家常便饭，丝毫是不在话下的。

　　残忍的法官，即残忍的合法凶手。

　　活不易，死更难。还有一种刑罚，虽然活着，却要比死了更加难受，譬如宫刑(割掉生殖器)，太监不须说，为了生活，尚有些半推半就的意味。而那位汉朝的学者司马迁先生显然就不是这样子了。仅仅为败将李凌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汉武帝下令割掉生殖器。虽未取人性命，其人格尊严却被践踏的荡然无存。能够想出这种刑罚的人，我想要么是生理上畸形的太监，要么就是心理上变态的极权人物。如此残忍，与禽兽何异?

　　写到此处，偶然想起了十几年前看过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中讲了一个故事，叫做《快刀》的，至今仍记忆犹新，无法忘记。之所以到现在仍萦绕于脑际，不仅仅是惊叹于作者的精湛文笔，更重要的还是对其中描述的人物总也挥之不去。据《聊斋志异》原文载：明末济属多盗，邑各置兵，捕得辄杀之。章丘盗尤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杀辄导窾。一日捕盗十余名，押赴市曹。内一盗识兵，逡巡告曰：“闻君刀最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兵曰：“诺。其谨依我，无离也。”盗从之刑处，出刀挥之，豁然头落。数步之外犹圆转，而大赞曰：“好快刀!”。

　　当时阅读此文后，笔者对于刀有多快并未有太多的感触，而唯独对行刑前的对话产生了兴趣。原因仅仅就是，将死之人尚要求一个“刀快”，由此可见古时刑罚之严峻。

　　社会发展到今天，对犯人的处罚手段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建立新中国前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死刑犯的执行大都是采取枪决的形式，这要比蒲松龄笔下的“快刀手”更是有了巨大的进步，犯人除了行刑前来自精神上的恐惧之外，在肉体上没有任何痛苦。但其血腥场面注定了，这种形式仍然不被社会所接受。后来，由枪决改为死亡注射。既对犯人进行了应有的惩罚，也让犯人在不知不觉的死去。剥夺的只是生命本身，而非生命之外的人格尊严。

　　同样是死刑，古今迥异，却足以彰显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