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京京西宾馆宽敞高大，与其他宾馆相比算不上富丽堂皇。它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与中华世纪坛、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隔路相望。

　　京西宾馆是北京的一个政治地标，一个“见证奇迹”的历史之地，它具有同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建筑同等的政治意义。作为接待党政军重要会议和活动为主的场所，京西宾馆有着“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的美称。38年前，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由此拉开了序幕。不久前落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在这里召开，加上此前召开过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三中全会，十七届七中全会，十六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十三届四中全会等，京西宾馆俨然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位见证者。

　　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仗着人多，一部分人冲破警戒线，直奔宋任穷的房间，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

　　从“八一饭店”到京西宾馆

　　1959年初，京西宾馆开始筹建。起初对外称为“八一饭店”，为军队招待所，仅供接待国外军事代表团和举行军委内部会议，不对外营业。在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设想中，“八一饭店”建成后，它将与军事博物馆、解放军剧院和解放军体育馆形成一套完整的建筑群。

　　时间到了1964年，这一年是实行新的国庆典礼制度的第一个庆典年，10月1日，将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位境外友人应邀来京参加观礼，内、外宾的食宿接待在当年北京宾馆饭店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成了摆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面前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此时想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八一饭店”，于是亲临施工现场查看，陪同的军事博物馆馆长贾若瑜介绍说：“这个饭店只要把8层以下的楼层内部装修完成后就可以交付使用。”周荣鑫看后说：“这不仅解决了今后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人员的居住问题，也解决了军队干部来京的住宿问题，还可以供接待部分外宾使用。”于是立即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指示：“可以继续施工，力争早日完工。”

　　1964年1月8日，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组织施工队伍开始进行内部装修。9月初完工。

　　当初的“八一饭店”仅有西楼和会议楼，总面积58864平方米。时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根据所在的地理位置定名为“京西宾馆”。

　　“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京西宾馆建成后的正常工作仅仅维系了两年多，1966年“文革”爆发后，这里便成为了备受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67年1月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召开。针对江青等人要求军队支持地方群众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言论，叶剑英坚决反对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负有保卫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争来争去，双方僵持不下，江青眼看占不了上风，就节外生枝地打出了攻击萧华的这张牌……这时，叶群也随声附和，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叶群此举引发了轩然大波。叶剑英看势头不对，赶快离席，随后同聂荣臻退出了会场。

　　叶剑英立即将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

　　其实，叶群等人的发言事先是有预谋的。这天半夜，军队一些“造反派”知道了当天下午会议的内容，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萧华听到风声，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藏了起来。

　　1月20日上午，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见萧华没来，江青故意大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去哪了，萧华躲躲闪闪的，徐向前生气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萧华如实讲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徐向前气得拍桌子时，因用力太大，震得茶杯盖子掉到了地上。这时，沉默的叶剑英大声说道，“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老帅们正气冲天，江青一伙邪不敌正。“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是这样传开的。

　　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仗着人多，一部分人冲破警戒线，直奔宋任穷的房间，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

　　老干部的“庇护所”

　　1967年元旦刚过，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等军区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有些无路可走的，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叶剑英与周恩来竭尽全力，采取紧急措施抢救和保护了这些将领。于是京西宾馆就成为了这些老干部的“庇护所”。

　　不过好景不长，京西宾馆也成了攻击的重点，仅1967年1月就发生了10余起冲击事件。鉴于此，1967年1月26日中央军委做出决定：“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军队和地方组织不许冲击。”然而1月 28日，有人不顾中央军委的这一决定，包围了宾馆，致使在宾馆开会的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无法离开宾馆。

　　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来抓他，形势紧迫而危险。许世友见此情形，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等人组织起来，将开水壶集中在七楼做成“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只要是造反派冲上楼，就准备往下倒开水。许世友说，“我革命了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怕这样会引起大祸，立即让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徐向前一同去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做造反派的工作，造反派这才撤出了京西宾馆。

　　这事过后，周恩来对京西宾馆的保卫工作更加上心了。1967年2月，他指示傅崇碧：“京西宾馆从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此外，宾馆接待室还安装了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1967年，中央将部分省市自治区一些靠边站的部队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保护了起来。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住在6楼，时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揪斗他。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仗着人多，一部分人冲破警戒线，直奔宋任穷的房间，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好在傅崇碧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了回来。

　　周恩来得知后做出了大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宾馆立即修建围墙的指示。京西宾馆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此后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有两个连，直到“文革”后才逐渐又恢复正常。

　　在此解决上海问题

　　上海是“四人帮”主要成员的发迹地。在“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策划解决上海的领导问题，是在京西宾馆启动的。

　　1976年10月7日早7点左右，叶剑英的秘书忽然送来一份东海舰队发来的电报，称上海市突击发枪，民兵准备暴动……叶剑英即与华国锋商量。华国锋简单地询问了上海民兵的状况及兵力部署后着急地说：“他们一旦闹起来可不好收拾啊!”叶剑英手一摆，胸有成竹地回答：“不怕，有60军和东海舰队呢。”

　　两人决定，立即调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进京开会。

　　马、周二人到达北京后，被护送住进了京西宾馆。第二天，华国锋和叶剑英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一看王洪文和张春桥没有来，知道情况不妙……华国锋随后向他们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10月10日，徐景贤、王秀珍到京，进入京西宾馆后，发现这里戒备森严，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天夜里，华国锋和叶剑英便分别找他们谈话……马、王、徐勉强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叶剑英指示说：“你们可以回上海继续主持工作，有困难提出来，中央帮你们解决。”

　　本来，马天水离沪后，王秀珍等人已命令武装人员进入临战状态。10月12日，马、王、徐回到上海后，开会宣布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靠打砸抢起家的陈阿大、黄涛等人顿时炸了锅，大喊着要拼命。徐景贤站起来呵斥道：“真是目光短浅，你们这样只会加重他们的罪行。”

　　几天后，党中央向上海派遣了工作组，苏振华指挥东海舰队陆战队，聂凤智指挥第60军解散了上海的所有民兵指挥部并收缴枪支弹药。

　　10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改组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问题兵不血刃地解决了。

　　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仗着人多，一部分人冲破警戒线，直奔宋任穷的房间，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

　　见证“冬去春来”之会

　　粉碎“四人帮”后，京西宾馆首先迎来了历史上光辉灿烂的36天——始于1978年11月10日、终于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

　　中央工作会议相当于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规格。会议围绕着三个议题展开，一是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二是商定1980和1981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11月 12日，陈云提出，中央应该迅速解决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即所谓的61人叛徒集团一案、彭德怀骨灰安放八宝山、对康生重新审查以及“1976年天安门事件” 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发言结束后，陈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负责主持小组讨论会的同志面前说，“看你们这次敢不敢全文照登?!”第二天，陈云的发言在大会简报上全文登载，犹如重磅炸弹在整个会议上引起轰动。

　　12月16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还明确提出了会议的指导思想。人们从中嗅到了国家将要有重大变化的气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个特殊剧组走进了京西宾馆，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演出话剧 《于无声处》。“人民不会永远沉默!”话剧最后一句台词犹如一声惊雷，划破喑哑的天空，为随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抒写了一首洪亮的序曲。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开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没有选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党政军高级干部、包括不少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就住在京西宾馆，考虑到会议的规模和与会人员的方便与安全等原因，所以选择了京西宾馆。

　　张丽华当年是京西宾馆会议科服务二组的服务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主要负责给主席台的领导续茶水。作为服务员，张丽华对领导们的专属号杯熟记于心，杯子号码从1排到44，以红漆写在杯把的下面。“我记得清清楚楚，邓小平是12号杯，叶剑英是3号杯，李先念是13号杯……虽然我们对号码烂熟于心，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我们十几个服务员还是坐在一块，重新默记了一遍，当时的杯子都是白瓷的，没有花纹，显得朴素大方”，张丽华回忆道。

　　12月22日，北京迎来冬至，天气异常寒冷。但是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却让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暖洋洋的。12月23日，全会公报响彻了千家万户。24日的《解放军报》头版转载了公报全文。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地——京西宾馆的第一会议室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模样，从椅子到喝茶的玻璃杯样式，会议室的墙上还悬挂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在历次翻修中都“修旧如旧”，俨然会议刚刚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