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乾隆朝的“文字狱”，大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除了反映统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山东小长治村人李孟炳等人携带“邪书”，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内容荒诞不经。河南巡抚将“经书”上呈御览。这些地方大吏的“阶级斗争”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经书”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他发现，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把“胡”改成了“明”：

　　逆书中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阅“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细查笔法，系“胡”字迁就改易而成，其为大逆显然。

　　乾隆皇帝平时深文周纳，而这一次他确实抓到了一点真东西。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原文确是“胡”字。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这就坚定了乾隆把此案搞到底的决心。严查之下，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

　　原来，早在康熙初年，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这个宗教的特点是“儒教专制化”。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被教徒尊为“太阳神”，号“圣帝老爷”。徒众每次进餐之前都要向圣帝老爷献饭，口称“求圣帝老爷慈悲”;每日磕头三次，每年上供五次。它宣传，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孔夫子是掌管最后一世的“收元祖师”，是宇宙的最后主宰。他说刘家是孔子转世，所以教内强调分尊卑、明长幼，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要求他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愚忠于教首。这个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费用，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山东刘家。教主之下，设八个卦长，每个卦长之下设六个爻长，再下是真人、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职。谁收的徒多、敛的钱多，封的教职就高，“管的人多，如同当官一样”，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他们敛钱名目繁多，手段多样。收徒弟要敛钱，作会要敛钱，封某人的教职更要敛钱，教主过生日还有敛钱。他们“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敛钱，名目大同小异，如根基钱、扎根钱、跟帐钱、种福钱、四季钱、香火钱、进身孝敬钱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创立了世袭家长制的继承方式，把宗教当成了家族事业，教徒当成自己的“吃饭本儿”，这一教派成了刘家兴旺发达的基础。经过刘佐臣、刘儒汉父子两代惨淡经营，刘家通过传教已经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刘儒汉已经不再满足充当“邪教”教首，在康熙四十五年捐了个知县，“旋由捐纳选授山西荣河县知县”，走马上任去给大清朝服务去了。他捐的这个知县，花了银子一千七百两外加一千零四十担大米，共合四千六百余两白银。这笔庞大的款项当然来自广大教徒的供奉。直到康熙五十八年被“参回原籍”，教首刘儒汉做了十几年清朝的地方官。乾隆侦破这个教案，对刘家进行抄家时，起获大小贮银罐二十七个，共计白银12427两，黄金一小锭，二两五钱。此外，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

　　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几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刘家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五代，几如一个王朝。教徒众多，组织严密，极为兴盛。“辗转煽惑”，已“蔓延数省”，“从其教者动辄千百人”，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国。教内组织盘根错节，已成不可解之势。一百多年间，虽然清政府一直严厉打击民间宗教，但由于他们活动秘密，这个王国并没有被触及。他们在掌握巨大资源的基础上，产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当然，还没有等他们真正有所动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过“文字大网”网了出来。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网终于功效大显。这件事更鼓励皇帝对这类“文字之狱”不能放过。

　　历代民间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过“装神弄鬼”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神异，以获众人拥戴。他们或者说自己梦到了天神托言，或者说自己突然获得了异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癔症患者，通过民间巫术来吸引信众。

　　“农民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充当炮灰，成为社会动乱的主力。

　　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以及精细求全的个性，乾隆对那些“疯人造反案”，一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疯。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他也认为这样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稳定因素，保不定什么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还解释自己的动机说：“此为疯人之言。然此等无知妄作,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说，这些疯人好的时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时才暴露内心的罪恶。因此，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妥。这是“诛心之论”这个成语的最好注解。

　　这就是他处理丁文彬案时的基本心理背景。

　　丁文彬一案从表面上看，每一条都符合“逆案”的标准。他在幻想中创立了新朝，并且曾经为自己的新朝制定过制钱图式，叫“太公九府钱”。他所写的逆书中，把自己的话记为“天子曰”、“王帝曰”。他给自己头脑中的王朝定了国号叫“大明”，年号为“天元”。后来闲着没事，还曾经改元，改做“昭武”。

　　而其他许多疯人文字狱也多数有此特征。

　　乾隆三十六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以上诸案，经过审实，与宗教和起义无关，乾隆仍然不放过。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虑。对乾隆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吓“愚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因此他才会命将丁文彬当众凌迟。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钱的。

　　乾隆朝许多文字狱，在血淋淋的案情背后，反映出的是乾隆皇帝对社会大动荡的恐惧心理和过度防范心态。面对人口压力导致的诸种社会问题，他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这一条对策。他认为，只要把这些犯上作乱的“苗头”一一消灭于萌芽之中，大清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太平万年。

　　而事实证明，高压政策可以一时压制矛盾，却不能消灭矛盾产生的根源。越高压，社会底层酝酿的反作用力就越强烈。一旦统治者无力全神贯注地继续施压，那么反抗的怒火必然会在最薄弱的环节喷薄欲出。我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

　　一味迷信打压和控制的统治者甚至及身就受到了惩罚：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