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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被判死刑:得罪既得利益者 后果很严重

2016-07-19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   参与人数:1570人   评论: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朝廷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 “明正典刑”。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天天高喊宪政与法制,却越过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基本界限,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判处一位国家高级领导人死刑。这当然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消息一出,震撼世界。当天,英国公使朱迩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觐见大清国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 ,对盛宣怀的人身安全表示极度的关注。

 

  庆亲王保证,朝廷绝不会处决盛宣怀,其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各国公使根本就不相信,认为软弱的大清政府完全可能牺牲盛宣怀作为替罪羊。当天深夜,四国使馆各派遣2名军人,在美国公使馆汉文翻译丁家立及英国公使馆翻译率领下,组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国际特混卫队,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呼风唤雨的盛宣怀黯然发现,自己终于走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曾经在官商两界的左右逢源,成了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

 

  得罪既得利益者

 

  你砸别人的饭碗,别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锅,区别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实力。

 

  作为一位精通显规则及潜规则的政治高手,盛宣怀显然不可能不知道有很多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比如铁路国有,虽然大可作为,但是,绝对不能得罪既得利益集团。大清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讲理的国家,如果不能“花花轿子人抬人”,那就只能讲究丛林原则,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砸别人的饭碗,别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锅,区别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实力。

 

  盛宣怀通常是只讲实力的,而这回,碰巧实力和道理都在他的一边,他自然更是得理不饶人。当年,载泽、端方等考察欧美宪政归来,认为立宪政治“利国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这和如今的铁路国有政策几乎完全一致,唯一不利的,就是之前寄生在铁路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盛宣怀乃至整个大清朝廷,唯一的错误就是:仁政所能惠及的广大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改革所要伤害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却是掌握了资源、话语权、以及斗争技巧的富有战斗力的团体。

 

  川路公司的国有化进程,既得利益群体为了获得政府对300万两违规炒股损失的认可,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颠覆势力加紧渗透,离间官民。这三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颠覆势力的介入,令一池浑水变得更为浑浊。随着四川各地暴动纷起,连遥远的南京也在9月份出现写给盛宣怀的公开信。这封署名为“革命右军雷行”的匿名恐吓信,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酷烈寒光,信中说:“汝坐拥高官,只知剥削民膏以肥其身。今川民之变,汝激之也。川民恨不食汝肉而寝汝皮矣。本军指日北上,定取汝首级,以谢川民。”

 

  显然,这样的“革命右军”肯定不是“被代表”了的“人民”之一。那些被租股所困多年的贫困川民,即使认为他们的血汗钱被人剥夺,需要拼命,也会更为直接地找遍及各乡的租股局算账,而不是遥远的京城中一个他们毫无所知的大官。只有那些“重大利益”受损的人,或者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才会把靶子确定在一个高级干部身上。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天下烽烟四起,把责任推给办实事的盛宣怀,成为最为简捷有效的卸责方式,如同甲午战争之后,责任都必须由唯一干事的李鸿章来承担。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方案是为了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遂将先朝谕旨,一改取销”。盛宣怀的因省制宜的补偿政策,则被指控为导致“人心愤激、大起风潮”的原因。这位显然没有理清基本事实脉络的言官,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铁路依然商办,已开工者照常动工,未开工者迅速赶造,股款不足,则由国家补足。这一方案,与晋惠帝听说百姓无粮,却质问“何不食肉糜” 相差无几,然而,晋惠帝是为了躲避权臣而装疯卖傻,这位御史莫非是为了扳倒权臣也在装疯卖傻?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赵尔丰之操切罗织、瑞澂之弃守潜逃”,而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怀。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何事尚不可为?”

 

  穷途末路

 

  盛宣怀破了不少人的财,他们准备要取盛的人头作为补偿……

 

  御史们的指控,盛宣怀自然可以当做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但来自资政院的攻击,则是直接而致命的。

 

  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盛宣怀将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在操控之下,议会指控盛宣怀四条罪状: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兵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这几条罪,“按律当绞”。

 

  全体一致通过对盛宣怀的弹劾案。

 

  当日(10月25日),前去列席议会的下属,从资政院带回了会议记录,盛宣怀“展读之下,不胜疑诧”:“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1000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几乎每项罪名,他都无法接受。于是,盛宣怀在当日及次日,用两天时间写就了答辩状:

 

  ——张之洞生前所订合同,年初时由四国银行向外务部催促批准,而批准之前,必须先完成铁路国有,取消商办,否则中央政府既非铁路所有者、借款又无法获得抵押物。邮传部与外务部、度支部多次商议后拿出了铁路国有方案,总理、副总理均签字同意,然后报请摄政王以圣旨名义下达。因此,“侵权”的指控不能成立;

 

  ——对外借款协议,张之洞生前即已签字,只是还需经过朝廷正式批准认可,而邮传部的任务就是修改其中的一些条款,这本是前任部长唐绍仪的未竟工作,等盛宣怀接手时,资政院已经闭会。当资政院召开临时会时,摄政王以上谕这一最高文件的方式,解答了资政院对这笔借款的任何疑虑,明确表示不必在资政院临时会上讨论,各部门只需将相应文件准备妥当,在10月份(农历九月)的资政院常会上提交表决即可。因此,邮传部毫无“违法”之处;

 

  ——至于日本借款1000万元,因日本未被包括在四国银行团内,“稍予体面,以顾邦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此事细节已经交付阁议,并转咨资政院,请归入“四年分”(宣统四年,即1912年)特别预算,资政院本有全套文件,一查可知,“卖国”之控毫无理由;

 

  ——至于擅自调兵,盛宣怀辩解,邮传部无非是为军方准备交通工具、转递电文通讯而已,无权也无可能介入军队调动,“跋扈”之说,也不成立;

 

  ——至于川路补偿款项细节,因四川方面一直未能查明细账并申报中央,一致未能最后落实,绝非“一概不予承认”;而至于川路公司在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经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稽勋做工作,中央也已同意承担,这在公开文件中有详细记载。至于川省动乱,已经查获的叛乱文件及接济军火等文书,显示动乱另有原因,并非铁路引发,“祸首”的罪名,也不能接受。

 

  盛宣怀在否决了全部指控后,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但是,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盛宣怀的认真辩解,显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对手根本不屑一顾。令人寒心的是,资政院弹劾案已上,巨大的压力居然迫使摄政王载沣和内阁当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该衙门议处。”

 

  “辜恩溺职”的罪名并不重,但“双开”的处罚是极其严厉。问题在于,议会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还想要盛宣怀的命。英国公使朱迩典在发给伦敦的电文中记载道:“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于是,在美国公使倡议下,四国公使进行干预,将盛宣怀转移出北京。对于资政院的决议,英国公使朱迩典嗤之以鼻,他认为资政院要求铁路国有及借款应交其决定,虽然没错,“但其结果,不过乱事继续不绝而已”。

 

  其实,在25日资政院发出弹劾奏章之后,盛宣怀就已经搬入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躲避风头。随即,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出面,动员美国使馆,才策动四国公使出面保护。四国及日本,为了争夺盛宣怀,还发生了一场平静的角逐,从盛宣怀离京赴津的火车选择、奔赴青岛的轮船安排等,都互相较劲。

 

  而盛宣怀最初选择日本的庇护,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帮助他本人脱离困厄。日本也认为盛宣怀关系到日本的在华利益,其首相山县有朋亲自要求外务大臣:“盛宣怀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时帝国政府即应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产公司北京支店长高木陆郎,伴随盛宣怀,“不论其前往何处,均将随行到底。”10月30日,盛宣怀乘德国商轮 “提督”号,由天津经大连转往青岛,但日本人经过积极的工作,以盛宣怀必须去日本治病为理由,将盛宣怀从德国庇护下转移到日本内地。

 

  与权力走得过于接近的盛宣怀,成也权力,败也权力。1911年11月5日,苏州和平光复,江苏都督府成立,新政权就赶紧将盛家的财产查抄,革命的钱包一下子就丰满了起来。后来,盛宣怀也学乖了,赶紧热心赞助革命。盛宣怀主动为革命捐款,新政权就又发还了他的家产。

 

  “走狗”与“狡兔”,最终是怀着不同的梦想,躺到了同一张秀才娘子的宁式大床上……

[责任编辑: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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