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现代奥运会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所有谈及奥运会历史时不可避免会提到的篇章，而每一届奥运会也都点缀着一些古希腊的符号，提醒人们上溯到这个最初的源头。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产生一种印象，仿佛奥运会即便不是从古延续至今的(许多人知道中断了1502年)，那也是在复兴旧制的基础上发展的。然而，现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的区别之大，差不多就像鲸类与其陆生古兽类祖先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一种“传统的发明”，两者碰巧都叫“奥运会”而已。

　　现代奥运会的起源

　　人所共知，“现代奥运会之父”是法国人顾拜旦男爵，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894年(正值最后一届古代奥运会1500周年)有20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重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会议”。这是耐人寻味的：现代奥运会虽然在本质上明明是一个全新的国际赛事，却从一开始就借用了“恢复古代奥运会”的名义，也就是把“创新”说成了“传承” 和“复兴”。

　　这当然与顾拜旦本人的思想取向密不可分。顾拜旦头衔中的“男爵”(lebaron)称号已表明了他的贵族出身，不仅如此，他们一家还属于极其保守的正统王朝拥护者——其父夏尔·德·顾拜旦是坚定的保皇党官僚，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每天都在祈祷波旁王族王位继承人香博伯爵回返法兰西……顾拜旦一家是把他的诞辰日当作宗教节日来庆祝的”(见《伏尔泰的椰子》)。这在当时的法国政治光谱中，也算是极右翼的保守派。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顾拜旦幼年即被送到军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开始对运动及体育教育萌生强烈的兴趣。此时让他深受刺激的一件事，便是7岁那年(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以拿破仑三世皇帝被俘而惨败，在整个法国思图重振法兰西、向德国复仇的社会气氛中，顾拜旦一直不忘如何通过体育运动提高全民族体质来复兴法国。在他看来，运动是一切的关键：道德、身体，甚至政治，在这一革命性变化的推动下，法兰西战败的耻辱将被“教育的道德军备”洗雪。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一设想的出发点，与现代体操之父、德国人弗里德里希·雅恩(1778-1852)十分接近，只不过雅恩在1811年开始组织户外体操运动，倡导民族体质提升和道德健康，是因痛心于德意志诸邦被拿破仑击败。

　　在顾拜旦所处的年代，倡导“复兴”是一件自然而然、乃至很时髦的事。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精神的勃发，几乎各国都在试图从祖先的辉煌中汲取养分，这种想法在极右翼政治家中尤为盛行，延至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充斥着北欧神话的符号，而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则念念不忘“恢复古罗马的辉煌”。当1875-1881年间古希腊奥林匹克遗址逐渐被发掘出来后，顾拜旦很自然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可是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她古代光荣的历史呢?”不过他的可贵之处是他渐渐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束缚，到1890年终于有机会访问奥林匹克遗址时，他已决心将设想扩展为一项国际体育运动;到1892 年，他在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复兴奥林匹克运动”，而此时他仅有29岁。

　　现代奥运会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广泛接受的，令人难堪的是，顾拜旦倒是在本国遇到的阻碍最多。当时世界博览会(EXPO)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而自1851 年来也办得更成熟，因而1898年11月，法国田径协会联合会(USFSA)决定支持世博会组委会的“体育竞赛”，而不是奥运会比赛——而这个1889年成立的协会被公认为标志着法国现代体育的诞生，似乎“理所应当”更支持奥运会才是。1896年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出于对希腊的敬意而在希腊首都雅典举办，第二届便挪到顾拜旦的故乡法国巴黎，结果因为刚好与巴黎世博会重合，被大会组织者仅仅列为世博会的一部分，成为历史上组织工作最为混乱的一届奥运会，事后顾拜旦被迫辞职。仅此也可见最初法国人对奥运会并不买账。

　　现代奥运：传统的发明

　　现代奥运会从一开始，就设立了许多古代奥运会从未有过的比赛项目，诸如射击、网球、击剑、游泳、自行车。体操虽然在古希腊也有，但奥运会上的现代体操项目完全是19世纪的产物，更不必说也不像古希腊那样是裸体进行的——英文 “体操”(gymnastics)一词源出古希腊语gymnòs(“裸体”)。至于游泳，虽然同样古已有之，但既非古代奥运会比赛项目，在中世纪也已被教会所忽视而完全被遗忘了。直至1742年，巴黎市长还禁止在露天水域游泳，不是怕淹死人，而是因为游泳会裸露身体而有伤风化。至于自行车，在1818年发明出来后，曾遭许多人坚决反对和嘲笑，一些医疗保险公司宣称它是“危险的运动”，甚至有医生认为它有损健康，直至19世纪末才被接受。

　　可以说，从一开始，现代奥运会在各方面就截然不同于古代奥运会——它是有组织机构的现代运动竞赛，有统一的规则和有计划的赛程，允许男女平等参赛(顾拜旦本人其实很排斥女性参赛，他认为女性唯一合适的角色就是给获胜的运动员戴上桂冠)，当然更不是像古希腊那样是为了祭神——尽管顾拜旦曾说“现代田径运动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将构成一种宗教”，但现代奥运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次世俗的体育盛事，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更趋商业化，至于宗教色彩，一般观众几乎感受不到。

　　事实上，现在看来奇怪的是，现代奥运会上许多让人联想到古代奥运会的符号象征，倒是后来才添加上去的。例如奥运会期间圣火不得熄灭、会前的点火仪式和火炬接力仪式最早都只能追溯到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因为1934年的国际奥委会雅典会议上决定恢复部分古代奥运会旧制。这就像《传统的发明》中所说的，“显而易见，众多政治机构、思想运动和团体(并不只是民族主义的)是如此缺乏先例，以至于连历史连续性也需要被发明……来创造一种超越实际历史连续性的古老过去。”

　　“体育”的古今之别

　　在所有的方面中，现代奥运会与其古代源头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理念。且不谈别的，现代人对“体育”本身的理解就与古希腊人大为不同。

　　古希腊语中没有能与现代“体育”一词完全对应的词汇，他们所说的“角逐(ag?nes)”兼指田径比赛和战争，因而古希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与军事技能密切相关，其目的不是为了“体育锻炼”本身，而是为了城邦的荣誉、为了训练公民精神。由于古希腊公民武装核心的重装步兵须负重持矛持盾(连盔甲在内总重量可达 70斤)，因此没有日常锻炼的话根本无法胜任。不仅如此，在古希腊，参加奥运会实际上是一项精英活动，只有具备一定资产者才有资格成为公民，因而能成为重装步兵的其实都是城邦的政治精英。在这一点上，顾拜旦原先的设想是与此类似的，他在1898年就曾不屑地说：“世博会的体育竞赛和庆祝是为了大众，而我们要为精英举办奥运会。”

　　现代人所理解的“体育”，至少在奥运比赛项目的设置上，很少会与军事技能联系在一起(也许射击项目是例外)。英语中的“体育运动”(sport)一词，最初是指“愉悦”、“快活”，直至15世纪初仍指“快活消遣”(pleasantpastime)，到1590年代才具备竞技体育(athleticgamesandcontests)的含义。顾拜旦的一句话也清楚地表明他所理解的“体育”是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的：“在一个繁忙的社会中，只有体育运动既能创造力量又能起到极大的镇定作用。”至于现代体育中常说的“竞争”(competition)，在拉丁语中的原始含义刚好与现在相反，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争胜，反而是指“共同奋斗”(strivetogether)。

　　即便我们认为古代奥运会上存在“竞争”，那也不是在现代奥运精神所说的“更快、更高、更强”(Citius,Altius,Fortius)这一意义上的。这句话并非源于古希腊，其实是顾拜旦的朋友、巴黎阿奎埃尔修道院院长亨利·狄东在一次户外运动会上，鼓励学生时说的：“在这里，你们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顾拜旦借用过来后，于 1920年正式确定为奥林匹克格言，此后便出现在各种奥运会的出版物上。这本身是现代精神的产物，胜利者追求的不是公民精神的培育和城邦荣誉，而是想要不断突破自我、挑战极限，一种进化论式的乐观精神和资本主义不断打破旧事物和突破边界的精神，为的是努力探索人类的可能性。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奥运赛事是名副其实的现代性体验。

　　奥运会纪录：一种现代性

　　如今普通观众在看奥运会时，最关心的常常就是两件事：哪个参赛国能位居奖牌榜榜首，以及有多少奥运会纪录将被打破。如果说前者尚可说是古代城邦荣誉的延续(但其实也贯注了现代民族主义精神)，那么后者则根本没有前例——古代是没有“奥运会纪录”可破的，因为那时并不具备任何现代手段来精确地测量成绩。

　　正如《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论集》中有学者指出的：“许多传统体育活动与奥运会的‘秒、米、公斤’制度无关。”其实奥运会的很多比赛项目(例如乒乓球、赛马)也与此无关，某些项目(如体操、跳水)甚至是评委主观打分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像罗马尼亚运动员科马内奇1976年在体操比赛中获得 10分满分的“纪录”，并不是一个客观测量的成绩;而在摔跤、柔道、羽毛球、篮球等对抗性比赛中，运动员虽然也呈现出来“更强”的精神，但他们的成绩本身是一个“相对成绩”，因为对手是谁，决定了双方的比分落差。

　　场地赛跑虽然是最古老的竞赛项目，还曾是最初的十三届古希腊奥运会上唯一的竞赛项目(不过长度是192.27米)，但比赛只比先后(也就是“相对成绩”)，不计多长时间跑完全程(这是“客观成绩”，或说“绝对成绩”)。现代奥运精神“更快、更高、更强”所要求精确测量的“秒、米、公斤”国际标准测量单位制，本身也是现代化的产物——“米”和“公斤”都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推崇“理性与进步”的人们制定出来的，到1875年诸多西方国家签约承认米制为国际通用的计量制度。

　　至于秒，虽然是早已有之，但直至1760年左右，时钟上才出现了秒针，以适应人们对更精确时间度量的需要。 1821年，法国人尼古拉斯·瑞赛克(NicolasMathieuRieussec)发明定时器，并在巴黎战神广场首次用秒表为每一匹赛马计时，其发明的初衷就是精确到秒来记录各种事情的时间。同时代的路易·莫奈(LouisMoinet)又发明了高频表，将秒表的测试间距精确到了1/60秒，但使用并不广泛。1912年，美国人利平柯特(DonLippincott)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承认的百米纪录：10.6秒。但当时的手工计时仅能精确到 0.1秒，这意味着要打破他的世界纪录，必须至少将成绩提高0.1秒才行，而这是极其困难的——直至牙买加飞人博尔特2009年在柏林世锦赛跑出9秒 58，刷新了世界纪录0.11秒，才成为97年来第一个能让纪录提高幅度超过0.1秒的人。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普遍采用电子计时、并将成绩测量精确到0.01秒后，才使得破纪录相对容易，并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对“打破世界纪录”的理解。

　　虽然奥运精神要求人们不断打破纪录，以实现自我和人类的突破，但这种乐观的进步主义精神，在后现代无疑也会遇到某个“增长的极限”——例如人类的 100米跑不可能无限地缩短，跳高跳远也不可能一直破纪录，人在地球上总不可能跳到5米高、20米远吧?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人类是在“突破极限”，倒不如说是探索那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就像百米跑一定会有个极限，只是我们现在不清楚它是8秒、9秒还是9秒2。正如普朗克投入增长定律所说的，科学的“每一项进步都增加了这一事业本身的难度”。因为每取得一次突破，都使得下一次要打破现有纪录更难了，也许我们不用等多少年就将迎来一届一项世界纪录都无法打破的奥运会了。

　　毫无疑问，无论是这种精确测量、这种对纪录的偏好，还是进步的乐观，以及对自我突破的绝望，都是古代奥运会的参赛者所无法理解的现代体验。在《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一个神话的的诞生》一书中曾说：“体育表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它常常郑重其事地联系到体育之父们，却又远远背离了他们的初衷。”这或许也是世事的常态，毕竟没有不发生变化的传统(那也将是僵化的传统)，很多时候人们只是需要一个旧瓶来装新酒。现代奥运会也是如此，毕竟，就算把它换一个名字，抛开那些古希腊的符号，它其实也没有本质变化，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