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已于24日18时结束。据统计，截至23日16时，报名共审核通过了1021833人，破百万大关，且超出去年的101万人。截至23日16时30分的数据显示，海南职位7429人通过，最激烈竞争比369：1。

　　国考热一直众所周知，但热到如此程度，却有些匪夷所思了。国考为什么热?是因为公务员报酬高嘛?但是仔细一查，我们却发现公务员有很多岗位的工资其实并不高，上文说的海南公务员去年人均工资是65383元正科每月5400元。在东南沿海其实不算很高哪怕加上公务员的福利体系也不至于到三百多人争夺一个岗位的地步。究竟是什么导致国考如此的火爆?

　　答案其实并不在具体的薪酬上。不少人将国考比作古代的科举。某种意义上，确实有其相似之处。

　　过去一般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人想出的下层通往高层权力的上升通道，可是为何独独东亚大陆特别热衷此道?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一个以皇帝位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度。不同于欧洲日本的封建系统，中国的权力(power)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

　　在这个权力体系中，体系各部分获得的权力大小取决于其离权力中心--皇帝的关系远近。而这一体系有其明显的边界。非体系中的普通人能够进入体系的唯一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换言之，科举就是中国古代进入权力体系得以分享权力的入门筛选机制。

　　众所周知，自隋唐实行的科举制与汉代以来的察举制有相当多的差别，其最大区别是科举为自荐，察举为他荐。在于科举是“怀牒自举，排除了地方官员的推荐权，使士人能够直接与中央政权联系。

　　显而易见的是，科举制改变了传统选官制度中自下而上、权力下移的性质。在同以往的察举、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是一种由中央确定标准、决定取舍的自上而下的选官方式。明清的”乡试“，实际上已经成为全部由中央操办的全国统一的分区考试。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和中央皇权是息息相关的存在。科举制度其实就是进入中央皇权为核心的权力体系的入门筛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够进入皇权体系，分享权力。获得凌驾于普通”民“之上，掌握权力的”官“的身份。

　　中国人在这套系统就形成了官本位思维。哪怕是穷困潦倒的士子也会因为一个大路货的”秀才“而显得高人一等。在我国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胡屠户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业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面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种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可以看到在他们眼中秀才依旧不是”很值钱“的东西，但是也算是沾上”体制内的“人属于”有头有脸“的。平头百姓已经不是能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了。虽然此时范进的家境依旧非常贫困甚至连亲生母亲的果腹都做不到，生计还不如不能”平请平坐“的平头百姓。

　　同时能够”中举“成为”全军万马独木桥“中的那个幸运儿的话。人生立刻就不一样了。之前对范进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的岳父胡屠户马上改口喊起了”老爷“毕恭毕敬。(”胡屠户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张乡绅在范进中举前对他不屑一顾。范进去参加乡试，家里饿了三天，也没见他送私毫救命钱粮。中举后却竭力拉拢他(主动前来贺喜，赠钱又赠房，“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究其原因，终局之后，就是真正跨进了权力体系的大门，从此在普通人眼中，身份就是“官”而非“民”了。

　　到了晚清废除科举制度，“立废科举以广学校”得到了清政府的首肯。但是如前所述，科举仅仅是进入权力体系的入门筛选，只是“手段”而非根本。清末的学校的体制虽说是“废科举”，其实不过是用新的入门筛选名目代替了科举这个旧名目而已。“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甚至还套用科举的形式，对于去外国留学取得学位者，归国参加考试合格，也根据所学科目，授予相应的进士荣衔，称为洋进士。比如詹天佑从耶鲁毕业后，就被授予“工科进士”的头衔。说白了就是老瓶装新酒的套路。只是换了手段，其权力体系入门筛选的本质依旧没有变化。

　　建国后，这套体系的形式已经面目全非，但千年科举历史给大众带来的“官本位”思想依旧难以根除。而且，另一些现象也从某种意义上助长了这种意识的流传。在计划经济下实施的是“统包统分”以及“包当干部”的政策。即高等学校的学生培养费用全部由国家来承担。但是学生毕业后要接受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国家干部或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任职。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自然被普通人视为“吃公家饭的”、“铁饭碗”。从某种意义上，也被视为等同于传统“官本位”中进入权力体系的“官”。因此，当时的大学生堪称“天之骄子”是真正的宠儿。高考成为一个平民子弟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公平也最便捷的途经，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筛选。很多人也因此将当时的高考与古代“科举”相提并论。

　　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国家对大学生的“包分配”在1995年之后逐渐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公务员考试。便随着包分配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扩招，大学生的光环便失色了，到了今天甚至有人觉得大学生还不如民工值钱。

　　这一次，“桂冠”从大学生变化到了公务员。自从中国于1994年首次举办公务员考试以来，公务员考试成为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唯一正规途径，同样也就成为普通人有可能进入权力体系的唯一途径。每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上一路飙升。中国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最高，这引发莘莘学子流向公共部门。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鞭辟入里地讲解商品的符号意义：“要获得尊重并保持之，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财富和权力必须能够提供证明是因为尊重只是通过这样证明得来的”。

　　而在官本位思维之下年轻人梦想成为“体制内”的一员。虽然他们明知道很多岗位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利益可言，甚至一些“清水衙门”的待遇还不如刚毕业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应届大学生。可是国考依旧如火如荼。“公务员”这个身份才是根本的原因所在。

　　而且，这种身份认同不仅仅是考公务员群体才有的自我认同，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统一的认识。“公务员”既是“官”，职位再小，也是权力体系中可以分享权力的一员，从这个角度上与普通民众划开了一条身份上的鸿沟。

　　曾有这样的新闻报道，2015年12月14日，南安市公安局破获了一个贵州籍买淫团伙。团伙成员供称，团伙内的年轻女子都来自贵州，老乡成群结队，老的带少的，在花样的年纪，趁着年轻面容姣好、皮肤白皙便借着打工的名义，瞒着家人出来卖淫。因为老乡圈里很多人都在做这个，她们的道德观表现出扭曲的一面，“到年龄赚足了，回家开个店，说不定还能嫁个公务员”。

　　连失足女性的观念中，都将“嫁个公务员”作为最高梦想，“公务员”实际上的身份优势在民间的认同可想而知。

　　现在我们能知道为何国考如此的受到国人的追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