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曾经说过，自己的政治寿命没有多长，如果连任的话，也只有8年。

　　他连任了，却又中途下了台。

　　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下台的总统。

　　在大洋彼岸的毛泽东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在和基辛格另一次谈话中，把自己的观点毫不保留地端了出来，叫基辛格惊讶不已。

　　事隔很久以后，基辛格回忆起这段经历，仍历历在目：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会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叫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

　　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毛泽东看上去比我过去见到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他同陪我前往的戴维·布鲁斯和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而他则比他们两人年龄都要大。他已经80岁了。

　　这都是标准做法。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喻--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他一开始就询问周恩来同我讨论了什么问题。

　　“扩张主义”，周恩来回答说。这清楚表明：遏制苏联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谁在扩张?是他吗?”毛泽东问道，同时用手指着我，好像这一切对他都是闻所未闻，而且周恩来也没有每天向他汇报似的。

　　“是他开始的，”周恩来说，“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毛泽东高兴地接着周恩来的关于苏联人现在是主要威胁的暗示谈下去。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制止任何不适当的、可能使人倾向于迎合迁就苏联的危机感。他反驳说：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他说，美国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他的战略是以比较直接的打击作为基础的。

　　当然，同样真实的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任何灵活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辩论策略问题并无意义。我说：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关于这一点，他和我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他说：“我相信这一点。因此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发现毛泽东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我们的对苏政策，而是我们的国内局势，具体地说，就是水门事件。如果我们由于国内分歧而削弱了执行遏制战略的能力，这个战略还有什么好处呢?他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客观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

　　失业人数似乎减少了一些，美元也比较稳定。因此，看来并不存在任何重大问题。水门事件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突然爆发出来呢?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甚至最高级官员也得受法律控制。要向中央王国的绝对统治者阐明这种制度比较微妙之处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也有道理。他并不关心我们国内上演的这出戏本身的是非曲直。水门事件使他感兴趣，首先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地缘政治方面造成的后果可能使原来的罪过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