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连续四年蝉联中国城市竞争力冠军

　　前天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上海继续排名第一，香港及深圳则位居第二及第三名。位列第四至第十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广州、重庆、天津、苏州、杭州及南京。上海在该评比中已是连续4年排名首位。

　　先不论每年都有类似的各种排名，而且由于各种指标的关系其实和实际情况相比往往都显得非常片面。这种话题最大的副作用其实是引起一种东西--喜闻乐见的地域攀比。例如这次上海夺冠后，好多人直接表示不服。北京深圳香港不说，不少二线乃至三线小城市都会为自己城市的排名高低在某个领域的突出找到“依据”。至于如“中华城市吧”这样的城市建设讨论社区中，各地网民更是为自己家乡的排名先后聚讼不已(诸如成都重庆谁是西部第一城，武汉郑州长沙谁是中部中心，成都武汉南京杭州谁排名更前之类)。是什么导致了国人对地域排名如此热衷?

　　春秋战国时期就流行歧视宋国人(河南人)

　　由于各种原因太多人向往古代社会，认为那是个没有地域歧视的世界。可惜的是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古代社会的地域歧视比之当代来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的古籍记载中，东周时代的宋国人常常被认为是愚蠢、低智商的代名词而受到当时学者和世人的嘲讽，这种极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在先秦诸子笔下表现的尤为突出而明显。以宋人为愚的“愚宋”现象，表面上看是在以寓言的形式讲笑话，但它折射出的实际上是一种地域文化观念，是中国文化发展早期的一种地域文化歧视现象。

　　此类故事数量非常之多，甚至不少已经进入了中小学生的教材之中。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重带束绅”、“守株待兔”，《淮南子》中的“教子私藏”等四则“愚宋”寓言故事。为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呢?民国学者杨树达做出了分析道：“按宋人不尽愚，何以天地间至愚可笑之事皆属于宋人耶?此必有其故矣。《汉书·地理志》记宋俗云：`其民有先王之遗风(商王朝的后裔，周人口中的殷顽民)，重厚多君子‘盖战国习俗轻薄谲诈，视重厚之人为愚，殆其一因也。而其最重要之原因，似当属于宋襄公。

　　按《春秋》鲁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战于泓，其臣请襄公及楚师之未尽渡击之，襄公守礼，不可。又请及楚之未陈击之，襄公又不可。其卒也，宋师大败，襄公亲伤，数月而卒……夫当临阵对垒之时，犹斤斤于礼义，本不免于滑稽。况在战国时代，人人但务取胜一切不顾之时，自当以襄公之行为至愚而可笑。坐此之故，众愚尽归于宋，犹众恶之尽归于纣矣。及其习俗已成，传说已盛，虽素持仁义说之孟子，亦不觉其所由然，而人云亦云耳。”

　　从杨树达老师的解读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宋国民风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都崇尚君子以及“礼义”。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是一件无疑很好的事情。不过在当时变乱频繁，民风崇尚奇谋诡道，对于“君子礼义”不削一顾，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恪守古训的宋人就显得非常的“愚”。

　　说白了歧视很多时候并非因为被歧视者真的落后，还是类似于“油不溶于水”的关系。因为人除了个体认同感外还有集体认同感，这个对集体的对象可以是本文所说的地域，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家庭。而一个群体相对于另一个群体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的辨识标志。因为不同于个人与个人，大部分人不可能对另一个群体里所有的人都有所了解。更何况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对另一个群体的了解更多的是依靠人的口口相传。这时候需要的就是一个抽象的文化概念了。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文化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一种文化传统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促就的结果，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则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其二是特殊的地域环境的影响。正是这两种因素的差异才会最终形成各个地区文化上的差异，形成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地域区别。

　　地域不同导致长久定居的族群习俗不同

　　而中国大陆由于历史非常悠久，版图也非常巨大，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产生。更为关键的是古代中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是非常的严格的。早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商君书·境内》就淡到“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说明此时的户籍制度已经能做到将每一个人口都记录在内了。在有了对人口严密监视的体制后，当局又严格限制了人口的流动。秦朝的《法律问答》就记载了这样一条“甲徙居，徙数褐吏，吏瑕，弗焉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可论?耐以上，当赀二甲”。说白了就是如果想要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就需要和官府报备，通过一道道严格审核程序后才能迁徙。而一般人没有关系和门路，通过了程序黄花菜都凉了。这个毫无疑问基本将人口的流动给固定死了。一旦一个族群长久在一个地方居住，问题就会产生。

　　这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讨论自然环境对社会风俗影响的时候举例说：“你们可以看到，法兰德斯(包括法国北部以及比利时、荷兰一部分)人的气质的确是在富足的生活与饱和水汽的自然界中养成的：例如冷静的性格，有规律的习惯，心情脾气的安定，稳健的人生观，永远知足，喜欢过安乐的生活，讲究清洁和舒服---主要特征后果深远，连城市的面貌都受到影响”。

　　这种分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彼此所需要的那种“标签”更加的特征化。这进一步刺激到了彼此的“我群意识”，人们会在对比中产生“我们原来是这样的，他们原来是这样的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最典型的便是孔子强调的“披发左衽”，其实只是发型和衣服穿戴的不同而已，但是孔子在强调华裔之辩的时候需要这种“标签”的“区分”来划分华夏与夷狄的的种族差异。而地域歧视其实同理，稍微注意点就会发现，几乎每次地域歧视一个特定族群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标签”对这个族群进行定性。例如歧视上海人是“排他”“小气”，北京人是“吹牛”“自大”，广东人是“什么都吃”“暴发户”等等。

　　而到了今天，人口流动不似过去那般遭到严格限制，交通更是随着基建的发达而便利了许多。哪怕是自诩为高大上的北上广深，一个偏远乡村的人只要到城里买上一张火车的车票就能随便去。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的普及，无论你是一线都市的原住民，还是偏远山区的农民，只要有点钱配置一台链接网络的电脑，足不出户就能得到大量信息。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地域文化不同所造就的差异和偏见是可以消除的。

　　地域负面“标签”在互联网时代被放大

　　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就是互联网的诞生固然可以让人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了解这个世界。但是由于互联网上谁也不知道“马甲”的背后的自然人是谁，因此相对于面对面的交流来说，互联网更容易把人的负面情绪调动起来。由于各种负面情绪的关系，网上地域冲突就会比现实中更加严重在互相谩骂的过程中，彼此的负面“标签”也会被放大。

　　而集体之所以为集体，其必然是有一定强迫性的。个人往往会被要求遵从所在群体的主体人群的思维，不然你就等着被孤立和排斥吧。而随着少数愿意彼此了解的人，渐渐地不愿意发声了，彼此之间的偏见就会越来越深。而人类的大脑是有惯性思维的，一旦一种观念根深蒂固了，想要将其消除是非常困难的。哪怕他看到了事实也会被强大的惯性所带动，从而做出偏见的理解。

　　我们从来不用怀疑中国人包容同胞的能力。虽然消除地域歧视任重而道远，不过当中国人学会了尊重每个地方的族群必然的群体差异和习俗差别之后，地域歧视就能告别历史舞台了。因为和谐不是指一百个人说同一种话，而是之同一种话一百个人都有彼此不同的见解，但是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包容并且尊重理解，人们都能正常看待自己所处城市和地域的优点和缺陷时，地域攀比恐怕就不再会如此火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