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萨德”事件的发酵，“高丽棒子”一次再次在网络、民间频现，虽然媒体上不乏冷静的呼声，但收效并不明显，毕竟这个称呼可是由来已久。

　　中国人对朝鲜人称为“高丽棒子”，有多重说法。有说法认为，“棒子”是指朝鲜人种的玉米，但其实朝鲜南部多种水稻，北部多种小麦，玉米传入朝鲜半岛较晚，故种植并不广泛。还有说法认为，伪满洲国时期朝鲜籍伪警察使用大警棍敲打中国人，被中国人称之为“棒子”，但这个词实际上在清代就很普遍了。

　　据康熙朝的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王一元听说，朝鲜妇女如因“淫行”受罚，所生之子就被称之为“棒子”，遭到一般百姓所鄙视。这些“棒子”蓬头垢面，头上不准戴网巾。出门不准骑马，只能徒步。住宿时也不准睡火炕，只能在地上卷着稻草入眠。这些“棒子”是朝鲜国内最低贱的底层劳民。

　　朝鲜使团中的确有不少奔走驱驰的仆隶，被称之为“棒子”。这一点乾隆朝的在《皇清职贡图》中也有体现，直接写道“朝鲜国民人俗呼为高丽棒子”。据韩国学者黄普基的研究，这些仆役在朝鲜被称之为“帮子”，在中国人口耳相传之间就变成了“棒子”。这才是所谓“高丽棒子”一词的真正源头。

　　韩国学者黄普基认为，“明清时代朝鲜朝贡使团基本由三个阶层构成，即两班士大夫、中人、仆役”，这基本上是朝鲜国内严格的身份等级的映射。如果把使团比作一个家族式的民营企业，两班士大夫就是公司董事会中的富二代继承者们，中人则是技术骨干，所谓的“帮子”就是没有编制的劳务派遣工。两班是朝鲜的贵族，是古代高丽和朝鲜的世族阶级。

　　高丽王朝初期制定文武官人身份制度，朝仪时，文官位列东侧，称文班或东班;武官位列西侧，称武班或西班，合称文武两班或东西两班，简称“两班”。朝鲜也有科举考试，两班的子弟通过科举和荫职取得官位，同时也通过婚姻关系来维持两班的地位。然而，在古朝鲜代受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权，故因此两班的身份几乎就是世袭罔替的，中国式的科举奋斗故事，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几乎不会在朝鲜出现。朝贡使团中的正使、军官等官职也出自两班，使团的考察报告《朝天录》或《燕行录》也由这些人秉笔写就。所谓的中人则指的是随队的翻译与医生，负责出使过程中的具体技术工作。而马夫、引路的、抬轿子的就是仆役，也就是“帮子”了。

　　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就够严的了，不过好在有科举传统，多少保留了一些社会流动性。而在朝鲜的等级制度要比中国还要森严，受教育是两班士大夫的特权，故几乎不存在社会流动，这些朝鲜“帮子”的生活是很悲惨的。诚如王一元所说，“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这些仆役即使要从朝鲜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也决不能骑马，只有步行，就算有马也不能骑上去，只能牵着走。

　　沿途的中国人问起，朝鲜人就义正言辞地说，这是“箕子之法”，偷了东西的罪犯，罚他世世代代为奴，今天这些仆役都是以前罪犯的子孙，怎么能与我们这些两班贵族一样骑马呢?感觉这些朝鲜贵族也不是第一次被人问起这些话题了，都是有备而来的套路式答案。其实，箕子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传说人物，所谓箕子之法根本就没传下来，这话也就蒙一蒙普通老百姓，秀一秀自己的优越感而已。

　　朝鲜人严格的等级之分已经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因为这些规矩实在不是繁文缛节费时间费工夫的问题了，简直是要命啊。这些倒霉的朝鲜仆役在东北也只能“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连个屋子都不能进，这在冰天雪地的塞外那搞不好真是要冻死人的。在朝鲜官员支起帐篷宿营时，这些仆役只有围着篝火互相倚靠，那可是东北塞外啊，冰天雪地零下几十度的地方，想想确实可怜。

　　不过，这应了那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原来，这些出自底层，时代为奴的朝鲜仆役来到中国之后，做了不少违法勾当，搞的一路是鸡飞狗跳，当地老百姓恨得牙根直痒。首先，他们会在中国私自购买清朝明令禁止携带出国的违禁品，走私回国销售，牟取暴利，这属于严重的走私行为，形成了半官方的黑社会性质走私团伙，一年一次，清军边防受得了吗。此外，他们还经常盗窃使团内的贡品，搞的清朝收到的本就不多的贡品经常出现缺斤短两的问题，这也就是朝贡体系下讲究厚往薄来，清朝不计较，换到今天，哪个外交使团的随行人员胆敢盗窃国礼?简直闻所未闻，更何况这群朝鲜帮子还是惯犯。此外，欺骗使团的经费更是半公开行为，经常是使团走到一半就把经费花光了。这些两班贵族老爷们，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朝鲜国内，恐怕也不知道打尖住店要花多少钱，毕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管钱的粗活人家不屑于亲自动手，全部交给这群他们看不起的帮子，那这群帮子不趁机讹他们个底掉?最惨的时候，弹尽粮绝的朝鲜官员不得不提前打开清朝赏赐的银钱来充当着回国的盘缠钱，真不知道他们回国怎么跟国王交代，“不好意思钱花光了，就把中国的援助款取出来救急了”，也不知道朝鲜国王是怎么个反应。不过，毕竟这些贵族老爷把帮子们欺负得太惨，骗他们的盘缠也算是一种弱者的反抗之举。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仅仅是朝鲜“帮子”在侵害本国使团的利益，那么以下的行为就显得尤为孟浪放肆了。本来嘛，这些仆役只是被他们的朝鲜主人称之为“帮子”，假如真的与中国老百姓没有冤仇纠纷，那么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恨他们呢?从朝鲜半岛到北京，需要跨过鸭绿江，穿越辽东，一路上这些使团中的“帮子”四处偷鸡摸狗。连本国官员眼皮底下的贡品都照偷不误，又岂会对沿线中国百姓心慈手软。这些朝鲜“帮子”偷东西也不管贵贱，据朝鲜官员记载，找上门来的中国百姓中，有丢麦芽糖的，有丢帽子的，有丢鸡的，简直是鬼子进村了。最常见的就是拖欠旅店房钱，因为打尖住店、与掌柜沟通也都是“帮子”的职责，两班贵族是不会亲自过问的，有一次整个使团因为拖欠房钱被店主全部反锁在了旅店内。想想看，这要是发生在今天，要是哪个国家的外交使团因为拖欠酒店房钱而被扣留，那肯定是国际头条的外交事故啊。

　　还有一次，朝鲜使团刚在一户辽东农家停留，这户的女主人就冲了出来。这位彪悍的东北老大姐直接呵斥使团内的“帮子”，不让他们在鸡窝边上拴马，直接让他们滚!大姐骂了一阵还不解气，又指着朝鲜官员一个劲抱怨，说她倒霉，家离着朝鲜使团驻地太近，你们整天就知道偷鸡摸狗的，害她都丢了不知道多少只鸡了。这当然是朝鲜“帮子”的恶行，但在中国人眼中，朝鲜使团一来就丢东西，甚至连小孩嘴里的麦芽糖都能下手去抢，这也太丧心病狂了。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怎么可能不对朝鲜使团心生怨念呢?使团中彬彬有礼的两班士大夫实在很少，几乎不与中国百姓接触，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汉语，只能与中国读书人用汉字“笔谈”，这种交流方法对不识字的老百姓是无效的。

　　因此，在据韩国学者黄普基看来，“沿途中国人与朝鲜使团打交道，主要接触的是使团中的仆役阶层，而这些仆役们的不佳表现无疑令中国人非常厌恶，不光当时的中国百姓厌恶，就算今天读一读当年人留下的记录，都不免对这些朝鲜使团中的害群之马心生厌恶。长此以往，中国人对‘帮子’的印象便逐渐转变为对整个朝鲜使团的印象，甚至全部朝鲜人的印象”。

　　[韩]黄普基：《历史记忆的集体构建：“高丽棒子”释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