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82年7月30日。

　　当时，我们子爵50258号机组共有8名成员。我是机长，飞行员张景海，领航长王贵峰、领航员刘铁军，通信员唐全兴，机械师庄永春，电气师房加林，空中服务员郭灵。执行外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我国的专机任务。

　　那天上午9时12分，我们驾驶的外宾专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代表团结束了在上海的参观访问，要返回北京参加我军建军55周年的纪念活动。

　　起飞20分钟，专机飞到常州上空。此时，机械师庄永春排除完超短波电台的故障，到通信舱送工具，领航员刘铁军也去通信舱与领航长王贵峰校对飞机的位置，驾驶舱里只剩下我和飞行员张景海。就在这时，一个人影闪进驾驶舱，随即“啪”的一下反锁上舱门。突然，我的耳机被来人拽掉扔在地上，一个身着短袖衬衣的年轻人，右手握枪，左手从兜里掏出一个打火机，这时我和张景海飞行服后背和座椅的靠背上都被洒上了汽油，驾驶舱内已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汽油味。我回头一看，一支黑洞洞的手枪口正指着我的后脑勺，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喊道：“别动，谁敢捣鬼就打死谁，我把汽油点着一块完蛋。听我的，飞航向150°，到台湾桃园机场着陆!”

　　“歹徒劫机!”我和张景海脑子里“轰”地一下，马上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

　　这个劫机的歹徒，不是别人，竟是陪同外宾负责警卫工作的保卫干事。

　　面对这个无耻的叛徒，我满腔怒火，恨不得立刻猛冲上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但，理智告诉我，决不能蛮干，飞机是国家的财产，更重要的是，机上还有国家请来的外宾，稍有不慎，就会危及外宾的安全，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声誉，这是千斤重担啊!在这严重紧急关头，我和景海对了一下眼神：要沉住气，先稳住歹徒，再见机行动。景海会意地向我点了点头。我心里明白：这种场合对我们机组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既考验我们的信念和技艺，也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勇敢。

　　歹徒紧紧靠在驾驶舱门旁，右手握枪，左手举着打火机，继续吼道：“飞150°，到台湾桃园机场降落!”他见我俩都不动，抬了一下枪口：“快改变航向。” 我的神情十分镇定，瞟了歹徒一眼，故意点点头，把航道罗盘旋钮转到150°，飞机慢慢掉转头来，朝东南方向飞去。由于我的耳机被歹徒摘掉了，不能与地面和后舱联系，只好趁歹徒吼叫的时候，利用发动机噪声的掩护，压低声音对景海说：“你赶快报告地面。”景海马上小心向地面报告：“飞机被人劫持。”又用机内通话小声告诉后舱：“前面出事了。”后舱通信员唐全兴回答：“知道了。”刚说完这两句，被歹徒发现了，又逼景海摘下耳机。这样，前舱与后舱及地面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这时，我悄悄地推动驾驶杆，使飞机的高度从3700米慢慢下降到3000米，并寻机打开了释压开关，解除飞机增压，这样即使歹徒开枪，也不会造成飞机爆炸解体。

　　由于我一直是歹徒监视的重点，我瞅准歹徒抬手擦汗的一刹那，顺手把罗盘转换开关拨到左边，飞机改由景海操作，但我仍做着操纵飞机的样子。当时我想，如果按150°航向飞，用不了多久，飞机就会飞到海上，这对我们很不利。因此，我小声告诉景海：“往西南方向飞。”飞机在云上飞行，景海以不显眼的小坡度，转向215°，朝着西南方向飞去，而我面前的航道罗盘仍然标着150°。过了一会儿，歹徒掐着一块指北针说飞机航向不对，并恶狠狠地说：“往东南飞，不是西南，快改过去，你们要耍花招，我就打死你们!”我说：“你的指北针在地面时是准的，但在驾驶舱受电磁场的影响就不准了。你看我的罗盘指的就是150°。”之后歹徒没有再说什么，我估计他是相信我说的了。

　　我和景海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为防止发生搏斗时飞机失去控制，我们悄悄打开自动驾驶仪，为让驾驶舱汽油尽快挥发掉，打开通风开关，并把安全带扣解开，打开座椅调整开关，一点一点地将座椅调整到最后位置，我俩的手脚全腾出来了，做好了与歹徒做殊死搏斗的准备。

　　刘铁军上报完飞机的位置，回来发现驾驶舱门从里面反锁上了，扒着门缝看见舱门里倚着一个穿白衬衫的人，手上还握着枪，马上意识到舱内出事了。他连忙找来担任这次专机任务的安全员王贵峰。王贵峰毕竟是个老党员，处变不惊，迅速派电气师房加林到客舱清点人数，果然发现我方陪同的人员中少了一个，而且只有他被准许携枪上机，于是断定，飞机遭到劫持。通信员立即向上级发报：“50258报告：飞机被劫持，歹徒为机上保卫干事。请地面打开雷达，观察我机位置。”很快，北京回电：飞机向北飞，向西飞。一定要勇敢沉着、机智灵活地与歹徒作斗争，保证飞机安全，坚决粉碎劫机行动。党相信你们。

　　在后舱的机组人员中，王贵峰起到了核心作用，他紧急召开党小组会，商量对策，并综合大家的意见，定出了三种行动方案。一是观察驾驶舱内的动静，见机行事，配合飞行员的行动;二是歹徒如果从驾驶舱出来，就干掉他;三是如果里面打起来，就破门而入。王贵峰还向陪同外宾的总参外事局沈副局长扼要地介绍了机上发生的一切，这位老红军叮嘱一定要制伏歹徒，保证外宾安全，保护国家财产安全。于是大家分头行动，各就各位：

　　王贵峰和房加林各执一把救生斧，把守驾驶舱门，随时监视里面的动静。

　　唐全兴坚守电台，保持和上级的联络。

　　刘铁军负责观察航向变化，协同唐全兴上报飞机位置。

　　庄永春注意飞机发动机工作情况。

　　郭灵协助沈副局长做好外宾的工作。

　　郭灵是1979年入伍的南方姑娘，刚22岁。开始心情十分紧张，参加了紧急会议之后，就镇定下来了。她满面春风地来到客舱，热情地给客人送糖果和饮料，当看到外宾代表团团长坐在客舱靠前的沙发上，她担心歹徒万一冲进来行凶，便礼貌地告诉外宾团长：“今天气流大，前舱容易受到颠簸，后舱座位有安全带，到那里比较安全。”外宾团长愉快地接受了她的调遣。另外，她还想到，万一发生不幸，应该让党和人民知道事件的真相。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贵峰，王贵峰连声说好，叫她快去准备。她找来一只清洁袋，把歹徒劫机经过扼要地写在背面，装进一个咖啡盒里，她还不放心，又把盒子放到食品柜里，她才舒了一口气，又端起装有食品、饮料的托盘，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外宾的面前。

　　飞机被劫持已近半个小时，我想如果时间拖得太长，歹徒还没有见到海，就会起疑心。我便大声对歹徒说：“到台湾去没有航线，我们得研究一下。”便把地图拿到操纵台上，和景海凑在一起，手在地图上比画着，嘴里说的却是：“关键是找机会夺枪，他离我们远，要想办法把他引过来。到时你抱头，我夺枪，因为歹徒的枪始终在我的脑后，离我近。”景海点点头：“明白。”驾驶舱内的噪声较大，歹徒听不清我俩讲的啥，还以为真的在研究航线。

　　这时，我从云缝里看到下面有一片水区，我知道那是湖泊或是水库，于是灵机一动，大声对歹徒说：“已经到海边了，你过来看看。”歹徒眨了眨眼，阴沉的脸上露出一丝快意。景海明白我的用意，双脚离舵，拿着地图，并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片海域对他说：“你过来看，到这个地方了，到海上了。”歹徒估计时间也差不多了，便信以为真，迫不及待地靠过来。就在他把脑袋前伸的一瞬间，我给景海一个示意，人高马大的景海双手紧紧按住歹徒的头，猛然向怀里一带，我同时向后转身死死抱住他持枪的右手，趁歹徒失去重心的一刹那，我和景海同时离开座椅，向歹徒猛然扑过去，歹徒开枪了，但我俩都没听见。搏斗中，歹徒被重重地摔在驾驶舱的过道上，把驾驶舱门也撞开了，三个人扭打在一起。歹徒气急败坏地挣扎着，仍不停地打枪。枪声一响，守在舱门口的王贵峰，抡起斧头就要劈门，突然门开了，他看两个座椅都是空的，低头却见三个人在脚下滚成一团扭打着，也分不清谁是谁，大声问：“哪个是?” 我俩同时把头闪向一旁，齐声回答：“底下这个!”王贵峰抡起利斧，对着歹徒的脑袋，狠命地劈了几下，污血直喷舱顶。机组其他同志都冲了上来，每人手上都拿着利器，然而，嚣张一时的歹徒只哼了一声，身子一痉挛，那只握枪的手就松开了。时间是10点06分，从歹徒闯入驾驶舱，到结束这场战斗，共经历了33分钟，而真正的搏斗不过两分钟。

　　歹徒在舱内开了6枪，张景海腿上中了一枪，万幸没有伤到骨头和神经，是贯通伤。我胸腹部的飞行服被子弹打穿，幸好没有受伤，其余几枪都打在舱内设备和舱壁上。

　　歹徒劫机叛逃，蓄谋已久，在他的提包里发现有大量的绝密、机密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资料。

　　此刻，在客舱里，外宾和郭灵，谈笑风生，对飞机上发生的一切，丝毫没有察觉。郭灵告诉外宾：“由于天气原因，飞机要在南京降落，稍作停留。”接着又说： “南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又是我的家乡，有雄伟的长江大桥，秀丽的玄武湖……”外宾听了以后，风趣地说：“小姐，你是不是想家了，让我们陪你到南京来。”

　　经请示决定飞机在南京降落。当我们的飞机在南京安全降落后，坐飞机赶到南京的空军张廷发司令员，专程看望机组并当面听了我们的情况汇报，对我们机组的表现赞誉有加。我当即代表机组表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件事是让我们碰上了，空军其他机组谁碰上了，也都会这样做的。”我们机组于8月2日上午胜利回到北京，在西郊机场受到数千名战友隆重而热烈的迎接。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英雄机组胜利归来”。空军张廷发司令员、高厚良政委等空军首长与机组同志一一亲切握手，高兴地说：“欢迎你们胜利归来，向你们致敬!”

　　1982年8月，中央军委授予50258号机组“反劫持英雄机组”荣誉称号，授予蓝丁寿、张景海“反劫持英雄”荣誉称号;空军党委授予王贵峰“反劫持英雄”荣誉称号，给刘铁军、唐全兴、庄永春、房加林、郭灵各记一等功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