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原本是件严肃的事情，但在国内，有时看上去不无黑色幽默。近日有报道称，南京一些家长为让孩子上好的初中，夫妻不惜办理假离婚，一方把户口迁至学区所在的父母这边。

　　近年来，媒体经常曝光有些夫妻为买房、为生二胎等各种原因而假离婚，南京发生的类似情形，再度吸引了公众关注的目光。这些假离婚现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实为罕见，确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

　　类似假离婚，只是从其初衷而论，在法律上却是不折不扣的真离婚。因为，夫妻间既然要解除婚姻关系，就要走完既有法律程序，包括家庭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相关内容，而一旦在离婚证上盖上公章，即意味着双方从此以后都是单身自由人了。很难相信，已经不再具有法律合法性的一对夫妇，还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同眠共枕，就毫无违和感，没有任何尴尬。

　　假离婚者必然要面对各种现实的风险。一方面，由于法律约束已不存在，夫妻间任何一方想甩手而去的法律成本实际为零;另一方面，由于财产分割完毕，很可能对其中一方形成真离婚的诱惑。例如，老公或妻子本来就有那么一点小心思，在办理离婚手续后，这点小心思就可能被放大。媒体上经常有报道，一些初衷是假离婚的夫妻，结果变成了事实上的真离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夫妻间失去了法律保护屏障使然。

　　还不难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类假离婚现象，多数要么是因为资源性稀缺(如优质公办资源)，要么是因为制度性匮乏(如生二胎)。这决定了，人们会以各种方式来获得相关资源。以假离婚来绕开制度，也就成了那些急于获得资源者的一个选项。何况，维持夫妻关系的不仅是一纸证书，还有传统观念与人际关系等现实约束，这也为假离婚者提供了必要的道德支持。只要利益足够巨大，胜于假离婚所需承受的成本，又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

　　因此，面对中国式假离婚，真正应该感到尴尬的是制度设计者。正是因为制度设计不够严谨，出现各种漏洞，这才给人们提供了借助假离婚来规避制度的选择。如果在制度设计与执行上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出现类似现象的概率自然就会减少。而这对制度设计者与政策执行者来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比如说，只要从小孩户口迁入的时限上进行规定，便可杜绝有些家长为迁户口而办假离婚的行为;或者，对那些三代直系亲属在学区内的干脆打开绿灯，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这样做也具有一定合理性)。

　　从这个话题扯开去，根本杜绝中国式假离婚现象，还在于打破资源的垄断或稀缺状态。这一方面是增加资源供给，让人们不至于面对匮乏危机;另一方面，就是在资源分配上，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加以平衡。前者，一时之间未必能够做到，后者则是对政策公平性的考验。

　　仍以南京为例，其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鼓楼区，这才造成了“僧多粥少”的激烈竞争格局。照理说，公办教育资源应当具有均衡性，不该出现类似分配不均现象。这虽然更多是出于历史的原因，教育部门却不该无所作为。如果当地能加快推动公办教育资源均衡化，在硬件设施与人才配备上缩小差距，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想方设法挤进公办名校的情形。

　　中国式假离婚，既折射出当事人的无奈，也暴露出相关制度的缺失。一项制度的设计，理应兼顾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如果制度本身不合理，或将失去执法的正当性;倘若制度不具可操作性，容易被人钻空子，就算不变成一纸空文，也将丧失制度的权威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