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埃及小城明亚(Minya)，法庭以“袭警”和“从事暴力活动”为由，判处683名穆斯林兄弟会骨干、成员和支持者死刑。

　　这一幕人们并不陌生：3月24日，同样是在明亚，法庭以同样的罪名，一次性判处529人死刑。

　　据“人权观察”组织描述，整个判决过程仅持续了几小时，法庭禁止律师作任何辩护和陈述，而兄弟会发言人则证实，被判死刑者中，有85岁高龄的兄弟会“导师”、精神领袖穆罕默德.巴迪(Mohammed Badie)。

　　严格地说，法庭仅仅是作出了“死刑裁决建议”，而非真的死刑裁决，按照该国法律，死刑是否核准，最后决定权掌握在宗教界负责教法解说的大穆夫提(mufti)手中，就在4月28日同一天，跟据大穆夫提的建议，一个多月前被判死刑的529人中，多达492人改判终身监禁，真正被核准死刑的仅37人。

　　在阿拉伯世界，埃及是死刑裁决较多、但死刑执行较少的国家，据大赦国际的数字，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埃及分别判处123人、91人和109人死刑，但无一例已执行，迄今埃及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2011年10月处死了一名在2010年1月杀害6名科普特基督徒和1名警察的罪犯。此次的683人中，真正到案的不过50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大多数“死刑犯”未必不能逃过一死。

　　很显然，这样的判决不仅带有浓厚的“杀鸡儆猴”倾向，且人治色彩明显：两次判决，涉及1212人，所指控的是同一案件(去年8月14日警民冲突)，而在那次冲突中，警方仅死1人，兄弟会支持者的死伤人数却可能多达700以上。两次庭审，到案被告分别只有 123人(还包括无罪释放的16人)和50人，其余不是在逃，就是保释，有些甚至可能已经死亡。许多观察家指出，当这样的判决在短短一个月内两次出现时，真正被判处死刑的，就只能是这个国家的法制精神。

　　“尼罗河革命”推翻穆巴拉克军人统治之际，一些人曾热情洋溢地歌颂“埃及民主的进步”，认为这个国家从此走上了“数人头代替砍人头”，用协商和选票解决政治分歧的康庄大道，认为有了新宪法，民主选举，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然而几年过去，“数人头”固然在做，“砍人头”也并未耽误，依靠选举一度当政掌权的兄弟会，执政期间不遗余力揽权专断，排斥异己，而结束这一切的并非民主和选票，而是另一个军人和另一次“革命”。军方如此，兄弟会这样的宗教团体如此，号称“民主派”的也不例外，因为明知选举难以获胜，他们可以不顾自己原则反对修宪和直选，可以抵制不合心意的选举结果，甚至可以直截了当，要求军方将全力交给由本派领导的过渡政府，而非民选产生的新政府。

　　此次判决后不到一个月，即5月26-27日，又一次“数人头”就要开始了，在一系列精心安排下，总统候选人仅剩下两位，一位是刚脱下军装的军事强人、埃及如今头号实权人物思思元帅(Abdel Fattah al-Sissi)，另一位则是2012年就参选过一次并最终名列得票第三的左翼政治家萨巴希(Hamdine Sabahi)，两人实力对比是如此悬殊，以至于被媒体戏称为“大卫与歌利亚之战”。可以说，包括两次死刑判决在内，一系列政治骚乱、流血冲突和政治挟私报复，将选举政治在埃及“包治百病”的新神话，连同选举的悬念，一并判了死刑。

　　真正被判死刑的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反对的天然正确，甚至“新埃及”的未来?

　　或许，此时此刻下这样的结论未免言之过早;或许，应该再多些耐心，等待一切尘埃落定，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一如3月24日和4月28日的两次“集体死刑判决”，最终有多少人会被送上绞架，也一样要耐心登上几年才见分晓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