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从北京开往丹东的二十七次特快列车抵达终点站丹东后，列车员发现车厢里遗留了两个行李包，其中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里，装着两条没有手的胳膊和两条带脚的腿。外边包着针织品裤衩等，还有半张二月二十一日的五、六版《人民日报》。

　　在沾有天篮漆的乳白色的塑料布行李包里，包的是没有人头的完整的躯干。外边裹着一条小孩用的紫被单和一床小孩用的棉被套。

　　根据丹东市公安局和丹东铁路公安分处的检验和技术鉴定情况分析，死者是男性，年龄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身高一米六五到一米七;身体较瘦，不象重体力劳动者。从尸斑和肢体没有大量失血的情况，可以肯定死者死亡的时间距发现时间三天到四天，而且是在死后截的头部和四肢。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杀人案件。凶手既狡猾又残暴。

　　弄清无名碎尸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人弄到列车上去的，是侦破这起案件首先要解决的关键!

　　北京市公安局、北京铁路公安处和北京铁路公安分处，在接到消息的当天，立即组织侦察人员投入了战斗。他们兵分两路：一路调查包装无名碎尸的所有遗留物的产地和单位;一路访问二十七次特快列车所经沿线各站的检票员，和乘坐六号车厢的旅客，调查碎尸包裹上车的有关情况。查明了包裹碎尸的大部分遗留物都是北京市的产品;那半张二十一日五、六版的《人民日报》也是北京印刷的。证实了无名碎尸是在北京被人弄到车上去的。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组织专案组，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从查证遗留物入手，以物找人，查找发案第一现场。

　　但是，这些遗留物的产销单位，要弄清遗留物出自谁家，确实困难重重。经过大量调查工作，发现小孩用的被套是朝阳区关东店弹花门市部打的，为破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技术鉴定，小孩被套所打的时间大约在两年到四年之间，专案组立即组织了几十个人，到关东店弹花门市部去翻阅发货票。经过连续四十八小时的奋战，虽然从七麻袋半发货票中查到了几十个打小孩被套的，但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与此同时，在全市普遍调查了走失人口，发现有二十七人走失，经过一一查证，没有一个人是和无名碎尸的特征相吻合的。

　　线索完全中断了!

　　但是，侦察人员并没有灰心。他们对前一段工作反复检查，反复研究，对现场遗留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检验，重新鉴定。这里，没有刀光剑影，没有夺人心魄的惊险镜头，但却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侦察员的决心、毅力和深入细致的战斗风格，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过去了。三月八日，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员，在明亮的阳光下仔细检查沾有天蓝漆的乳白色的塑料布时，他的眼光，忽然被塑料布一角一块粘有棉花纤维的暗褐色的血迹吸引住了。他用大头针轻轻拨了拨棉花纤维，隐隐地看到纤维和血迹下边有钢笔字迹。他眼前一亮，立即拿到技术科。经过技术处理，塑料布的一角显出了两个电话号码，还有一个极不容易辨认的“陈”字。

　　这个非常重要的新发现，极大地鼓舞了侦察人员的斗志。在查明这两个电话号码是朝阳区饮食管理处双井基层店和东郊旅馆的电话以后，他们立即赶到朝阳区饮食管理处，依靠单位党委，对所有能够接触这两个电话的十二个姓陈的人开展工作，很快发现有个叫陈克浩的有不少疑点。

　　陈克浩原是市委行政科的干部，一九六六年和一个叫刘敬芝的有夫之妇打得火热，并采用极其卑鄙的手段轰走了刘的第二个丈夫，因此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一九六七年陈、刘俩人结婚后，经常因经济问题吵架，七八年离婚。陈现下放在尚未营业的劲松饮食店看点。

　　刘敬芝从一九六○年以来一直没有工作。她先后结过三次婚，第三个丈夫是陈克浩。刘和陈离婚后，一人带着三个孩子，靠大孩子每月三十多元工资生活，但全家很富裕。刘交往很复杂，来找她的多数是外地人。

　　在初步调查了陈、刘二人的情况，取了他们的笔迹。

　　经过一天的紧张战斗，案情有了重大突破，大量疑点集中到陈克浩、刘敬芝身上。

　　三月八日下午，在刚刚确定刘敬芝的疑点以后，两名侦察员就在户籍民警的陪同下，来到刘敬芝所在街道的居委会，发动群众，协助破案。

　　在座谈中，群众反映刘敬芝从搬来后，从来没搞过大扫除，三月五日忽然刮起了墙皮;三月八日下午又在喷浆刷房。

　　三月九日，群众又反映：刘家又在刷房，用水冲洗了地板、床屉和木板等。

　　三月十日，群众再次反映：在刘敬芝住的楼下平房顶上发现有一个小紫布包。侦察人员取回之后一检查，是三小块紫布和一些泡泡纱。经与包裹无名碎尸的紫被单对比和鉴定，发现其中有一块就是从包裹尸体的紫被单上扯下来的。

　　刘敬芝的疑点越来越多，杀人第一现场极大可能在刘敬芝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