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众证定罪”规则在中国古代的证据规则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该规则从适用对象上来看，体现了儒家礼的精神，亦即差异、恤刑;从规则本身来看，是依据“是否适合拷讯”来选择证据的适用。“据众证定罪”规则包括“不得令其为证”、“证人不言情”和“证人证言为伪”三种情形。中国古代律例规定“属于相容隐范围的人”、“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和笃疾者”、“监生和妇女”等特殊身份人不得令其作证。对证人的证词采取“干证当面对质”方式，“质之”是中国古代司法官吏断案时的必要程序，包括在案发现场干证当面对质、审判官堂审时与两造当面对质或“直牒追摄”对质。“质之”的对象是“证见之人”，通过对质，辨别两造供辞的真伪。该规则使儒家的差异原则、恤刑原则法律化、具体化，也是拷讯制度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古代证据制度;证据规则;据众证定罪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在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中，所谓“据众证定罪”是指一定范围的案件，由于涉案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不适合拷讯，依靠证人证言且必须是三人以上明证其事的证据规则。如有违反，追究司法官的故失责任。《唐律疏议·断狱》以“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条首次明确作出规定，《宋刑统》以“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以“老幼不拷讯”条沿袭作出规定。这一规则的适用包括三类情形：一是“据众证定罪”，二是“不得令其为证”，三是证人证言为伪。

　　一、“据众证定罪”规则在证据规则体系中的地位

　　“据众证定罪”规则具有独立性。司法实践中是独立适用的，与 “据状断之”规则的区别，在于它不依赖其他规则而存在，只要是犯罪者的身份属于“议、请、减、老、小、疾”六类人就适用此规则。从适用对象上来看，体现了儒家礼的精神，亦即差异、恤刑;从规则本身来看，是依据“是否适合拷讯”来选择证据的适用，因为贵族官员是治国阶层，依法享有“议、清、减”的特别权利。按《唐律疏议》对“八议”的解释：“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其应八议之人，或分液天潢，或宿侍旒扆，或多才多艺，或立事立功，简在帝心，勋书王府。若犯死罪，议定奏裁，皆须取决宸衷，曹司不敢与夺。”其目的是要“重亲贤，敦旧故，尊宾贵，尚功能也。”量刑时享有的特别权利，按“议章”规定：除犯有十恶外，死罪“都堂集议，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一等”;按“请章”之规定：除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外，死罪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按“减章”之规定：犯流罪以下各得减一等。“诸应议、请、减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

　　享有“议”与“请”特别权利的犯罪者，除了犯流罪以下照例减一等处刑外，对于死罪，司法机关必须“条所坐及应议之状”、“条所坐及应请之状”。司法机关“议状”、“请状”的制作，与照例减一等的依据是对所犯罪事实的查证结果，证据的取得采取广泛人证，以他人的证词代替犯罪者的口供，以体现对特殊身份人的人身、尊严的特别维护，也是以此礼待贵族官员，推崇贤能，维护国家权威。

　　“老、小、疾”属于特殊人群，同样需要特别对待。现代语汇称之为“弱势群体”，其“弱势”在于犯罪的能力、对他人的威胁程度、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与壮年、成年人、正常人相比处于弱势，加之儒家的“礼”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治国之经，而“礼”的核心是“仁政”，反映在司法上便是“宽刑”，既体现对特殊群体贵族官吏的“宽”，也体现对特殊群体“老、小、疾”的宽或恤上。量刑时的宽恤，依唐律“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这虽是从量刑的结果意义上体现恤刑的，其实，由此推定定罪过程也是宽恤的，亦即证据不采用口供，也就是说犯罪者可以坦白也可以保持缄默，司法官定罪量刑时必须取得人证，这是首要的、必须的，也是法定的，否则司法官要承担故失责任。

　　《宋刑统·名例律》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

　　我们注意到，以上六类人的犯罪，毫无疑问也是依据证据来定罪的，所不同的是此类案件以他人的证词代替犯罪的口供，成为定罪量刑的首要证据，在此意义上， “据众证定罪”成为首要规则。无论是证人证词还是犯罪者的口供都是人的证据，与物的证据相比，中国古代人认为，人的证据更有效力，更具真实性。

　　二、“据众证定罪”规则之情形

　　(一)“不得令其为证”情形

　　证人必须作证，这种强制性规定，是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一大特点。证人作证被认为是对国家的义务，义务的履行是强制的，如果不履行相应的义务，法律上允许拷打证人。由于各种复杂的主观、客观因素，证人可能遭受威胁或利诱，证词可能有真有伪，拷打的结果，一是获得真实的证词，二是进一步加大伪证词的产生。正因为对证人法律上也可适用拷打，根据“据众证定罪”规则制定的缘由“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推定出，议、请、减、老、小疾者没有作证义务，换言之，特殊身份人、特殊群体、特殊法律关系的人有可以不作证的权利，这是一种特别权禾Ij。

　　将一部分人排除出证人的适格作证主体，首次出现在唐代的立法中。《唐律疏议·断狱》中“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条规定：“其于律得相容隐，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宋及明、清的法律都作出了规定，所不同的是适用范围和违者的量刑有差异。明清时期的法律将相容隐的范围在唐宋律的“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基础上增加了“妻之父母”和“女婿”两项，违反此律的量刑由唐宋时的“减罪人罪三等”改为“笞五十”。

　　可见，下列人不得令其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