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研究而知名，她对革命的分析也因为她对政治共和主义的热烈推崇而独树一帜。阿伦特首先回顾了“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在西方历史演变中涵义的变化。根据阿伦特的回顾，“革命”这个词在西方早先的意义是现状的无限延续，在历史演变中，这个词的涵义变成与原始涵义恰好相反，亦即意味着现状的剧烈改变，和全新社会政治内容的引入。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层面，也就是这个剧烈改变的过程被认为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接着，阿伦特开始分析“社会问题”的问题。在这里她将法国革命的失败，以及美国革命的成功归咎于是否存在一个极端贫困的社会阶级，以及社会问题是否进入了政治议程。也就是说，阿伦特认为法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底层群众的需要以“人民”的名义进入了政治领域，这是她不能容忍的。

《论革命》(美)汉娜·阿伦特著 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版2011年2月版/25.00

　　基于阿伦特的政治共和主义立场，她对于公共领域中的政治行动是极为推崇的，赋予了这些政治行动以极高价值和意义。同时，正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变迁表明的，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以严重的，就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还是不断加剧恶化的社会分化为其基本特征的社会。也就是说，根据阿伦特奉行的规范，我们的社会中将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而言，将是大部分人无法参与政治活动——被排除在“自由”的拥有者之外——当然阿伦特并不讳言这点。事实上这一点足以使阿伦特对政治活动的推崇黯然失色。况且运用瓦尔特·科尔皮(Walter Korpi)的“权力来源”(power resource)理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底层群众只能通过政治手段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阿伦特的理论无疑将使这些人群失去惟一的改善自身生活的手段，按照阿伦特自己的理论，也就是永久地处于被“必然性”奴役的状况，而永远被“自由”的政治活动排斥、遗忘的状态。阿伦特对于美国革命中黑人，以及北美土著居民的状态的忽视看来并非偶然。她的理论，也难以避免“精英主义”的指责。

　　在这个意义上，J·基恩(John Keane)对于洛克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阿伦特，虽然理由稍有不同。尽管阿伦特的分析是精彩的，但是其结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然，正如20世纪的历史向我们展现的，克服匮乏的努力的确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这不是放弃的理由。尤其对于包括工人在内的底层群众而言，克服匮乏是和他们的切身生活直接相关的，是必须进行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或装饰品，更不是阿伦特认为的那样可以轻松愉快地拒绝的。

　　如果阿伦特确实不希望底层群众进入政治领域，更准确地说，她希望底层群众被永久排除于这个领域之外，那么她希望群众如何能够自动、“自愿”地接受他们的悲惨命运和贫困状态而不采取任何行动要求哪怕缓解呢——她已经排除了通过政治手段进行哪怕一定程度再分配的可能?这样以来，问题就更大了，阿伦特准备依靠什么力量对底层群众进行压制?宗教?各种老式保守主义的宿命论?还是新老自由主义的“自然”和“科学”话语?乃至赤裸裸的强制?阿伦特完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她的理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何况，阿伦特自己也承认，“社会”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她的“批判”意义何在?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呢?

　　总的来说，阿伦特对于社会和经济问题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和排拒，比如她把法国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的“暴力行为”归咎于对于底层群众的强烈同情的道德情绪，并认为这种道德情绪不应该进入政治这个公共领域，只属于私人领域。那么阿伦特极力称赞的那种公共领域的价值何在?只是精英们的游戏?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游戏并不真的是停留在主观领域内，比如许茨式“幻想世界”中，他们的活动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自己之外的人们的影响都是无比巨大的。这样一种既然阿伦特决不可能取消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存在，甚至在某些或者某种条件下的恶化，这就只能暴露阿伦特理论自身的不现实性。普通人除了从事政治活动之外，还需要从事基本的经济活动，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而且，改善贫困的状况显然也是一种正当的诉求，而并不是像阿伦特所一样，不屑一顾。在这里，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对于阿伦特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事实上，如果要为阿伦特的理念在现实世界中找一个相对接近的例子，那么十分“吊诡”的是，恰恰不是二战之后的自由主义民主——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主义民主，组织起来的劳动者通过选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如前所述，这正是阿伦特所激烈反对的;她所支持的那种制度，除了19世纪普选权实现之前的各个自由主义寡头政权之外，到了20世纪实际上和皮诺切特政权乃至二战后各种威权主义的军政府不无相似与接近之处。

　　阿伦特接着分析了近代革命的思想基础，指出了罗马政治传统对于近代革命的强烈影响，比如美国参议院的设立。不过，她虽然认可美国革命，但是，和比如塔尔蒙(Talmon)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不同，阿伦特并不是毫无保留地认同美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从她的政治共和主义立场出发，阿伦特对于美国革命未能将美国革命之前的政治参与有效地保留下来，并整合进美国的体制中表示出了很大的遗憾。在我看来，阿伦特在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了政治共和主义对她的蒙蔽。美国革命的“精英”们，并不是阿伦特所一厢情愿认为的那种在象牙塔中高谈阔论的奥林匹斯诸神，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政治经济诉求，他们对各种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就其目的来说，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先验的道德原则，而是有着非常实际的需要的。事实上，正如麦克弗森等学者指出的，美国的革命精英们害怕的不是别的，正是群众们的“过度”参与。他们殚精竭虑的，也正是阿伦特所殚精竭虑的问题，只不过，他们的权力来源不是政治领域，因而他们不像阿伦特规定的那样热衷于政治罢了。

　　在进行了上述分析之后，阿伦特对于革命精神的丧失，就是革命过程中诞生的自发性群众政治组织的衰退抱怨不已。不过，阿伦特始终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她欣赏的那种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如何能够持久呢?无论群众还是“精英”，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有非常具体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需要的人，不是阿伦特想象中的精力无穷无尽的、和人世没有任何联系的奥林匹斯诸神。阿伦特还把革命精神的丧失归咎于职业革命家和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并且把革命的自发性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荒谬程度。毫无疑问，在任何一次革命中，自发的革命力量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面对着旧势力的全力反扑的时候，这些自发的革命力量显然无法像有组织的革命政党那样有效地应付，这方面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比如席卷欧美乃至整个世界的1960年代学生运动就是典型。所以说到底还是这个问题，一个连自身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的革命除了供理论家审美之外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革命能够唤起千百万群众的兴趣都十分困难，遑论让群众热情参与!除了阿伦特及其同道的想象以外，这样的革命有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任何地方存在吗?这样的革命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吗?

　　虽然阿伦特非常推崇苏维埃，工团等自发的革命组织，但是她非常奇怪地忽略了工团主义，“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等思潮，只是语带讽刺地一笔带过。这显然也是出于阿伦特对于社会经济事务的排斥态度——上述这些思潮针对的、追求克服的正是阿伦特蔑视的这些问题。从这点看，政治共和主义的强烈追求再次蒙蔽了她的观察，扭曲了她的观点。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阿伦特来说，革命似乎是发生在真空中，不会遇到任何实际的阻碍和反扑，虽然她很快就强调了反动力量的“软弱”试图弥补自己分析的缺点，但是，对于任何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软弱”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决不像她说的那么轻松。任何一种革命，包括阿伦特极为欣赏的美国革命在内，无论是否成功，都面临着和“反动”力量的殊死搏斗，无论这种反动力量来自某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外部，比如十月革命之后的国际干涉，再比如美国革命中大陆军在战场上的英国敌人。这方面的例子我相信已经是基本常识，不需要一一列举了。也就是说，阿伦特不屑一顾的“软弱”，在现实革命中都是革命者不仅浴血奋战，而且采取了正确的措施的结果，这一点也是常识性问题，而且并不是一个十分深奥十分隐蔽因而难以觉察的问题。因此阿伦特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更严重的问题则在于，符合阿伦特要求的革命如何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呢?一个连自身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的革命除了供理论家审美之外有什么意义呢?

　　革命并不仅仅是为了审美的要求发动或维持的。发动以及参与革命的人，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相反，他们都是在追求着某个具体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参与而参与，不是为了行动而行动。甚至反革命也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要维护的，同样是一种他们能够在其中掌控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宰制和权力关系，也就是说，不是什么空洞而抽象的“理念”，更不是阿伦特极其欣赏的政治参与。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他们从事的都不是行为艺术。革命并不只是“狂欢”。革命必然涉及非常具体的权益。

　　阿伦特的理论“特色”非常鲜明，不过这种“特色”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分析，不如说是一种想象。固然，英美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直到后现代主义对于人的“否定性”的强调，会导致西西弗斯的痛苦，但是阿伦特的这种只属于极少数人，并且是没有任何根基的“肯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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