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28日电(记者于嘉　张丽娜　刘美子)中国政法系统正致力于根治隐蔽在审讯室内的执法顽疾——刑讯逼供。本月中旬以来，公安、检察院、法院已出台一系列改革框架、意见，对这一与冤假错案如影随形的恶劣行径坚决说“不”。

分析人士认为，纵观近年来发生的赵作海案、李久明案等引发广泛关注的错案，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是造成错判的重要原因之一。眼下一系列保障制度的跟进，将为防纠冤假错案筑牢底线。

中央近日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指出，完善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制度等。

公安部负责人解释说，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防范冤假错案问题，立足侦查阶段，作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在讯问环节，严重刑事案件都要全程录音录像，逐步实现所有刑事案件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在责任环节，建立执法责任清单制度，将执法职责细化分解到每个执法单位、岗位，明确办案、审核、审批责任，强化责任追究……

“改革目前的审讯录音录像制度，更加注重责任倒查与追究，这就有利于加强对侦讯环境的监控，改变目前执法权力与嫌疑人权利绝对失衡的状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白永利说。

强化责任追究并非口号。中共十八大以来，一些地方陆续纠正了过去的一些冤假错案。这些案件，有的是受当时有罪推定理念的影响，重口供、轻证据，甚至搞刑讯逼供造成的。

2014年12月17日，备受关注的内蒙古自治区呼格吉勒图案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

不久前，经历“杀妻”错案改判的于英生已将他对有关证据的疑问，连同他对所遭受的七天七夜折磨是否应视为“刑讯逼供”的追问，一并提交给蚌埠市政法委，希望给予答复。

安徽省蚌埠市政法委书记巫希平说，对于英生提出的诉求，蚌埠市公安部门及检察院、法院已相继启动调查错案追究程序。相关部门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依纪加快追责步伐。

中国警方着手治理刑讯逼供已有多年，但刑讯逼供的存在有其内在逻辑。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公安分局一名警察说，执法办案人员执法思想陈旧是导致刑讯逼供的一个原因，人少案多的矛盾突出，批捕率、拘留数也有要求，办案人员整天疲于应付，业务能手和骨干提拔后无法在一线和基层发挥作用，影响办案质量。

中国政法系统已经意识到这些体制弊端。中央政法委1月20要求，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落实办案责任，加强监督制约。

同时，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有关意见提出，贯彻落实警察生活待遇“高于地方、略低于军队”的原则，建立符合人民警察职业特点的工资待遇保障体系。

对此，一些基层警员表示，取消不切实际的任务目标，合理提高生活待遇，提升职务和职级双轨并行等改革，将对办案各环节质量的提高提供更好的保障。

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除了公安系统自身因素外，部分庭审形式化、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完善等，都不利于刑讯逼供的遏止。

法院、检察院等政法系统新近出台的改革方略、指导意见，将在制度上对刑讯逼供起到更好的制衡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2月26日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强化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发挥庭审对侦查、起诉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排除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若能有效落实，将强力冲击侦查人员的审讯行为与过程，进而抑制审讯者刑讯逼供。”内蒙古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艾国平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近日下发的《关于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看守所检察应当注重发现和纠正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办案人员体罚虐待或者变相体罚、虐待在押人员等违法行为。

这份意见还指出，看守所检察应当对入、出所在押人员身体健康检查实施严格的监督，并监督看守所细致检查、拍照、录像，固定证据。必要时，派驻检察人员可自行组织检查、拍照、录像，固定证据;注意检察入、出所在押人员是否有健康检查记录。

“把住在押人员入、出所两个关键环节强化监督，可以大大降低将在押人员带出羁押地进行暴力取证、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有效堵住了以往的监督死角。”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邵守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