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律师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解、轻视、贬低乃至恐惧诉讼的情况：

一些“功成名就”的资深律师由于在诉讼领域征战日久，心生厌倦，悠游于其他生财之道，诉讼仅仅成为维护客户的职业工具；

一些长期在地方从事诉讼的优秀律师，视诉讼业务为“常规动作”，无技术含量，更热衷于发掘新的业务领域；

一些从事非诉业务的年轻律师，出于无知和自负视诉讼为所谓“低端业务”；

一些律师，尤其刚入行的年轻律师，受片面舆论的误导，视诉讼为畏途，害怕诉讼业务的所谓风险。

放眼全球法律服务市场，诉讼仍然是律师业的主流和主业。以美国为例：

德肖维茨以一己之力成为这个国家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活化石——他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

另一个叫大卫·博伊斯的专司商业诉讼，受雇于IBM、甲骨文、美联银行、美国运通等商业巨头，在反垄断诉讼痛击微软，在收购战中重创花旗，其团队被称为“华尔街头号雇佣兵”。

不久前田文昌先生一句话引得各方关注和争议：“刑辩才是律师最高端业务。”——此语有相当道理，亦有失客观。

在我看来：高端并非某一领域业务，亦不必然取决于律师费收入的高低，而是将自己的每项业务做到极致。刑事辩护与人的生命、自由最密切相关，与制约公权力滥用的博弈最为激烈、复杂，因而对律师要求最高，最需要律师将其做到极致，做得高端。诉讼是律师最本质的职业特征，民商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本身就是专业性极强的“高大上”业务领域，而且为其他非诉业务提供信息、技术支持，乃至拓展非诉讼法律业务的市场空间与商业机会。

一方面，诉讼为非诉业务提供法律的指引与最终的保障。

其典型案件如海富投资诉甘肃世恒案，正是因为该案是国内首例对赌协议诉讼案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法院判决结果对于对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具有示范效应。最高法院的判决显示：PE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对赌协议无效，因为损害企业及债权人利益；而PE与被投资企业原有股东之间的对赌协议合法有效。

再如龚如心的香港华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Chinachem FinancialServices)利用一系列协议，实际上获得了中国内地一家公司的经济控制权，后者则作为华懋的代理人，购买并持有了内地这家新成立的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的股份。在其后发生的诉讼中，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认定华懋与境内公司的“一揽子VIE架构协议”无效，因其本质系以此介入中国尚且禁止外资进入的金融领域，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此后，贸仲（上海）认定网络游戏方面VIE架构协议无效，则引发各方诟病。可见，从司法认定上并非VIE协议必然无效，这就避免了中国律师业在这一领域法律服务的灾难性后果。

另一方面，非诉为诉讼提供广阔的空间与专业的支撑。

如前所述，对PE业务的深刻理解，才能有助于解决相关的法律纠纷；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第三方支付、P2P融资、众筹领域的关注与了解，有助于律师寻找诉讼仲裁的商业机会，也有助于律师将传统法律知识与技能与新业务领域相结合，更好地发掘、完成好这些领域的诉讼。我近年几起成功的无罪辩护与互联网金融纠纷调解，均大大得益于非诉领域的专业和专家支撑。

从特征上说：诉讼类似于战争，激烈对抗，往往需要分出胜负；非诉类似于建设，根据规则的“图纸”指引建起一幢幢的高楼大厦。诉讼类似于猎人，通过狩猎博弈达到目标；非诉类似于农夫，通过日常耕耘实现目的。

显然，绝非所谓“诉讼低端，非诉高端”。

——诉讼与非诉，是律师服务的两个翅膀，需要融会贯通，比翼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