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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的问题及思考

2022-04-19   来源:法务之家   作者:   参与人数:2348人   评论:
        


来源:法务之家(ID:law114-com-cn)

投稿作者:周玉文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讯: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洪路15号八闽大厦三层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电话:13960660269


有损害就有救济,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人格权不但可以造成经济损失,也可以造成其精神痛苦——精神损害。故此,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不但的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是,有赔偿就有一个赔偿标准的确定问题,就有一个赔偿数额的多少以及合理还是不合理问题。

我国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到现行的《民法典》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是以“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条件的,即只有达到严重精神损害时就应当予以赔偿,损害更重的话则赔偿多一些。但是,具体操作起来谈何易,因此,其实务中的具体做法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38日法释【20017号,202012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修正)的基础上,再由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主要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制定一定的限额或者参照。

但是,正是这种主要以各地规定为主的做法,导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的权利所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之间的不公平。笔者查询搜集了包括北京市在内的重庆、福建、陕西、河南、浙江等地十几个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规定,除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赔偿金数额可根据行为的性质、致害人的过错程度,请求权人所受痛苦之程度以及其与死者的关系等酌定,但一般不超过我市城镇职工上年平均工资收入的10倍”这样比较灵活的赔偿标准以及比较高的赔偿数额外,其余省份的最高赔偿数额多则10万元,少则5万元。例如,福建省的规定是“特别严重侵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在50000元至100000元之间酌情判定”;陕西省的规定是“最高为20000元,特别严重的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在20000元至50000元范围内决定赔偿数额”;江苏省的规定是“一般不宜超过5万元”;重庆市的规定是“一般不宜超过5万元”;河南省专门对死亡赔偿金规定“侵害自然人生命权,死亡抚慰金在5000元至10万元之间酌定”;浙江省的规定是“严重精神损害分为5万元、4万元、3万元、2万元和1万元五个等级”。且这些规定大多是五、六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的,如果按当时的经济水平是正确的,那么今天则肯定是不正确的了。
从上面笔者的不完全列举来看,同为侵权行为致人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赔偿数额的确定,以刚过去的2021年的赔偿数额确定来看,理论我们完全可以就一般而得出,最高可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70万元(北京市);多数可赔偿10万元;低的为5万元(重庆市、浙江省)。这就导致在同样的法律下,即便的同样情况但赔偿数额悬殊的情况。从实际案例来看也是这样:在今年48日浙江某法院一审判决的一起医疗损害纠纷致二原告王某夫妻23岁女儿赔偿案中,其精神损害赔偿金仅为6万元(参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2)浙0102民初1607号民事判决书);而今年1月份山东青岛某法院判决“江歌案”中,同样是女儿死亡,原告获赔2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参见《光明网》2022111日,《法律读库》公众号,2022112日);而在浙江一起离婚案过错的精神损害赔偿中,无过错的原告妻子获得了6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浙江法制报》202228日第11版)。不同的地区,同一地区不同类似的精神损害,得出差异巨大的不同来。不同地区同一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其赔偿是区别只能是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但上面两个都是女儿死亡的例子,杭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比青岛要高一些,但其赔偿数额却不到后者的三分之一。在同一地区老年丧女总比丈夫出轨精神更为痛苦,二者却可以得到相同的精神赔偿,如此当然也是不公平的。
上述发生的或者说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例,笔者以为,其克服或者纠正的办法是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就某一类精神损害赔偿都有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一个基本的赔偿数额标准。比如,侵权行为致使受害人独生子女死亡的,其基本赔偿标准为20万元,然后由各个法院再根据其当地的生活水平,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在基本赔偿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但减少则一定要严格把握,必须建立在由侵权人提供比较充分的证据的基础上。离婚案件的有过错达到严重程度的精神损害赔偿其标准为5万元,具体案件中再由各个法院依据上述不同情况斟酌增加或者减少一些。如此,各地区之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精神损害案件类型之间就不至于出现过于悬殊和不合理的情况。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也要加强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监督。笔者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就是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法院系统以及负有监督职责的人民检察院,对该类案件重视、监督不够。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没有一个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指导案例,关于再审改判案件中也就没有见到过提高或减少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案例。笔者认为,一起案件一旦公之于众,就不仅仅是私事,明显不合理就应当主动监督,效果好的也要主动表彰,这样就会调动起法官的积极性来,也可以调动起那些认为判决不公的当事人的积极性,如此,就会使每一个案件都还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有了基础和保障。

[责任编辑:柳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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