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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自主权的权利基础

一般认为，强奸侵犯妇女人身权利中的性自主权，笔者认为，性自主权完全可以落入《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关于人格权定义的范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未被明确列举的具体人格权，体现自然人基于人身自由的人格权益，并可溯源至宪法对于人身自由的保护。同时对妇女性自主权的侵犯容易进一步造成对女性生命权、健康权等其他人格权利的侵犯。

对性自主权的保护体现在具体的性关系之中，而讨论一种关系则包含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两个层面，具体而言是妇女对性行为主体(性关系对象)的选择自由以及在具体发生性行为时关于时间、场合以及方式的行为自由。

探讨具体性行为又不仅仅局限于行为主体之间性器官的接触，还包括其他单向的或是双向的肢体接触行为，甚至包含主体之间言语等信息的互动，只要其带有性的目的。

二、强奸罪对性自主权保护的介入程度

笔者观察到，《刑法》中认定强奸罪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意在规范男性对妇女性自主权的侵犯，根据法条并结合司法实践可知，强奸罪一般也只保护妇女对于性关系对象的选择自由，即对象选择自主权而非行为内容自主权。

刑法考虑到本身的制裁措施应当具有的审慎、对于私密关系介入的证据困境以及妇女一定程度的自卫能力，在保护妇女性自主权的同时，将性器官之间接触之外的其它与性相关的行为活动交由《刑法》中的强制猥亵、《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猥亵等进行处罚，并将言语等更轻微化的行为活动交由民法典中的性骚扰条款进行民事制裁。整个法律体系形成了对妇女性自主权层层递进的全方位保护。

刑法在保护妇女的对象选择自主权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即在曾经稳定的社交关系中，对象选择自主权面临认定上的困境，比如婚内强奸，在婚姻关系变得不稳定并具有分居、家暴以及起诉离婚等明显的标志性时间点时，是否可以直接认为，婚内女性已需要对象选择自主权方面的特殊保护。同时在一些婚姻关系之外的更为复杂的两性关系中，具有发生性关系合意的背景条件，但女性暂时不同意发生关系，或是不同意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点发生关系，这时妇女的行为内容自主权是否值得刑法保护。这些都是刑法介入所面临的困境。

三、部分性防卫能力人的性自主权问题

实践中，强奸案件办理时针对被害人的性防卫能力司法鉴定实质上是在还原被害人因精神状况不能辨认自己行为时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最终评估被害人在发生性关系时的认知状态。部分性防卫能力人实则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性关系中的一种具体身份。

通俗的价值观念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不具备完整的进行社交关系的能力，并倾向于以保护之名去约束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基础权利。性防卫能力这一名词本身就包含一种带有偏见的评价，即精神疾病容易造成认知障碍，对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行为的人，应当以一种禁止外界力量擅入的态度去限缩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生活圈，结果便是突出其防卫能力，进而忽视了部分性防卫能力人对性自主权的处置能力，哪怕是部分能力。

法律对完全无性防卫能力人的保护与其说是彻底剥夺了其性自主权，不如说是完全无性防卫能力人已完全不能认识性行为本身的含义，导致其事实上已不存在需要保护的性自主权，此时禁止行为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可以在保护妇女的同时不存在任何利益牺牲。

参考前述一、二部分的价值判断，同时考虑到部分性防卫能力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性行为本身的含义并能反映出其本身对社交关系的需求，笔者认为应当在刑法框架内注意保护限制性防卫能力人的性自主权，不能仅仅根据对良善社会秩序的诉求或是个人权利保护去否定部分性防卫能力人的性自主权，

四、涉部分性防卫能力人强奸认定的重构

针对涉及部分性防卫能力人强奸案件的认定，应当均衡考量权利保障与不当侵害。笔者认为，不能仅仅依据行为人明知以及被害人为部分性防卫能力人简单认定构成或是不构成强奸。针对性防卫能力认定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强奸案件本身可能的复杂情节，应当添加另一维度综合分析判断。

笔者认为，可以以还原妇女性自主权、尊重妇女性自主权为价值起点，复盘部分性防卫能力人的原始社交圈以及社交关系，并从个人发展的角度重点考虑正常的社交关系增量机会，从而将部分在隐秘环境下企图与部分性防卫能力人建立社交关系并使得部分性防卫能力人异常的脱离监护人和社会的保护最终不当促成部分性防卫能力人进行性自决的行为人纳入到刑法的评价视野。当然这需要相对扎实的证据为依托，才能帮助形成司法工作人员的内心确信。

五、余论

不能高傲的以保护之名行侵害之实，也不能足够自信地以法律逻辑之名忽略对事件细枝末节的挖掘和梳理，私以为这才是刑法在惩恶扬善时最应当审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