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人杨澜对律师幸福感的一番话引起了法律界不小的反弹，许多法律人为此大动肝火，其实大可不必，我倒觉得她的话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杨澜说：“幸福感最低的职业是律师：因为他们总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前半句表达了一个判断：律师最不幸福，我认为基本准确;后半句则道出原因：“因为他们总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我认为判断基本错误，它体现了杨女士对律师的误解——这不是她的错，这是几千年的文化基因所致。

杨澜的“不幸福”论是针对中国律师讲的，中国的律师不服不行。我为杨女士的话找八条证据：第一，中国的律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有婆婆——司法局，在国外，律师没有婆婆，律师有自己的协会，但它不是管律师的，而是为律师争权利的;第二，中国的律师重要的刑事辩护要请示，这在国外也是没有听说的;第三，许多中国的律所要“自觉”地建立党组织，这又多了一层管束;第四，中国的律师在法庭上的地位卑微，他的话是否“被听见”，完全由法官说了算，许多律师以为“合法有理”但法官或者政法委不喜欢的话，轻者被当“屁”一样放了，重者律师可能被逐出，甚至可能因此被捆起来示众;第五，中国的律师随时可能被吊销执照;第六，中国的律师面临法官索贿的概率太高，而行贿不仅伤财、失尊严，而且是有风险的;第七，中国的律师受到民众的误解甚至歧视——杨澜的后半句话是其代表;第八，更加可怕的是，中国的律师有专门针对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刑法第306条。这条恶法不仅离间了委托人与辩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成为委托人诬告“立功”的依据，更可能的是它成为法院“收拾”律师的工具。请问中国的律师有此八大忧患，他们的尊严时时被践踏，他们高兴得起来吗?

律师不幸福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律师这一“在野法曹”，因为在极端专制制度下，司法是官员独擅的，老百姓只是被处理的对象，“法律是什么”不容老百姓插嘴。但打官司需要专门知识，有需求就会有卖方，于是就有以提供此类专门知识为业的人，这就形成了“地下讼师市场”。对于此地方市场，官方眼开眼闭，高兴的时候放一马，不高兴或者口袋里需要钱的时候、或者需要政绩的时候，就“打一下黑”，捞一票。就同如同今天妓女与警察的关系。由于是“地下”的，没有规范，种种下三滥的行为必然产生，其罪不在从业者，而在排斥法律服务的专制社会也!

歧视讼师(以下统称律师)的文化在先秦就有，《左传》中就有贬低律师的记录，到秦代，《吕氏春秋•精谕》进一步造出了以下故事，律师在国人头脑中的形象可想而知：

“郑之富人有溺水者，人得其死(同尸)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必莫之卖矣。得尸者患之，以告邓析，又答之曰，安之，必无所更买矣。”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衤夸)民之献衣襦(衤夸)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邓国大乱。民口讙哗(讙同欢，讙哗，“喧哗”也)。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吕氏春秋·市应览·离谓》)”你看，在国人眼里，律师就是一群挑起事端、混淆是非的奸诈小人，后世统治者更将消灭律师作为治国要务之一。

相比之下，西方的律师与中国的律师可谓“天上地下”。早在罗马建城初期，罗慕洛就建立了一项制度：每个平民必须找一个贵族保护人，这个保护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受保护的平民提供法律服务，可知西方律师的祖宗是贵族。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的法学家从事今天的律师业务。大约在13纪，一个日耳曼王国的皇帝还下旨授予所有的法学博士贵族头衔。在14和15世纪的英国，律师就在议会中发挥重要作用，1593年，英国43%的下院议员受过法律教育。在议会，议长和其它头面人物通常都是律师。而不论何时，美国的律师都在立法机关中占多数或绝大多数，美国的许多政治家都是律师，美国历史上的44位总统中，竟有23位做过律师，包括刚刚连任的奥巴马。

但是难道中国只有律师不幸福吗?否!当然这是在下的看法，在CCTV等官媒看来，中国人幸福得很，也许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本身是特权的享受者。不过，那只是极少数人。其实，即使cctv人幸福其实也只是“猪”的幸福，一个容易满足的“猪”的幸福而已，如果他们想作苏格拉底，相信他就不幸福。因为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真正的、人的幸福当指“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而在一个“听命”的“思想高度统一”的从业环境里，我相信他们也高兴不到哪里去，起码回家倒在床上的时候，或许得叹一声气：无奈。

对于大众来说，或者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我说是中国是最不幸福的人之一。我这不是猜测，而是基于实证的证据。大致有三：

第一，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职场人士中，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中国内地占75%，香港地区占55%，分列第一和第四，都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城市的前列。

第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天平均有3000人自杀，而中国大陆每年有约11万自杀者，多为15至34岁，其中近一半是心智健全者。以我的观察，这个数据是明显不全的。2012年重阳节，武汉一对老夫妻相约赴死。婆婆临时“反悔”，爹爹从武汉长江大桥上跳下身亡。这名爹爹姓龚，今年就将满80岁。34岁的武警班长杨建丰在此当兵14年，平均每年都有十余起类似事件发生，仅自己经手救起的坠桥者就有近20名。《重阳节老夫妻相约跳桥 婆婆变卦八旬爹爹溺水身亡》。在有的地方，老人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就“自觉”自杀，从而形成了所谓“自杀洞”，老人习惯性自杀的地方。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富士康的员工不知多少“连跳”了，但没听说外国的富士康员工自杀那么积极。

第三，2012年4月5日联合国首次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国内地排名第112位。

第四，要说中国人不幸福，最不幸福的是老年人。2010年，我国老年人中，有24.1%主要经济来源为离退休养老金，40.7%老人依然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另有以低保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占3.9%。城市老年人中，有66.3%的老年人主要依靠离退休养老金生活，但在农村，能够依靠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年人仅为4.6%。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近10年来不断上升，与城市老龄化差距不断拉大。韩宇明、魏铭言《仅两成多老人主要靠养老金生活》，《新京报》2012年10月23日。

中国律师不幸福与国人不幸福的“同步现象”难道是巧合吗?否!因为西方人的幸福(当然不是说没有痛苦，没有痛苦的地方只在天堂)感高，相应的律师的幸福感也高。两者放到一起来思考，就会得出一个结论：

律师幸福，国人幸福，律师不幸福，国人不幸福。

我相信这是铁律。如果这是可信的，我们就不要责怪杨澜，更不当嘲笑律师的不幸福，而是将律师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将律师的耻辱当作自己的耻辱，努力去改善律师的生存环境，提高律师的幸福感。如此则国人的幸福感就自然而然地高了。期望十八大以后律师的幸福感有一个大的提高，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