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讯  正在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有两项重要的议程，就是听取并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时隔8年后，两高再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有关专项工作报告。

    为什么称作“专项工作报告”呢？因为在每年的两会期间，最高法和最高检，两高都会向人大做报告，但专门就某一项具体的工作作报告比较少，上一次还是八年前。

    这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两份报告，专门就如何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提出一系列举措，但是如何将这些举措落实到位呢？这个问题也成了昨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报告的焦点。

    焦点一：如何改变行政干预司法的怪相？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指出，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一个重大的制度改革，就是把“立案审查制度”改为“立案登记制度”。从“审查”到“登记”两个字的变化，意味着法院不需要在立案时进行审查，只要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提交符合要求的起诉状，就要有案必立。

    万鄂湘：不要小看这个制度改革，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就是因为有立案审查制度挡在那里，地方法院立不立案权限很大，后面的因素就是地方行政的干扰。为什么地方行政干扰？因为它管理着法院的钱、管理着官帽子，还管理着官位子，有多少编制都是它管。立案难问题，这次四中全会已经指出了改革方向，争取借助这个机会真正实现有案必立。

    辜胜阻委员建议加强人大对两院的监督工作，而其中一个有力的方式就是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辜胜阻：人大选举产生了“一府两院”的领导，报告工作都是主官来报告，报告以后就走了，平常审议的时候来的都是一般普通的办事人员，这样的审议，被监督的主体是缺位的。询问监督能保证主体到位，询问相对于一般的审议来讲是很大的进步。

    焦点二：如何破解案多人少的难题？

    在高法的报告中提到当前案多人少矛盾比较突出，一些法官办案压力过大难以兼顾案件质量、效率和效果。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对这种矛盾感受很深。

    李大进：我看到在基层法院的法官，每天审案就像换频道一样，一个法官多的时候一天开十几个庭，而每个案子的审理最长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所以开庭过程中频频出现的就是限制各方当事人和律师行使权利。每个个案能够让老百姓感觉到公正，首先是程序上要能够充分行使权利才能公正。但是面对大量的案件，在没有办法来缓解的情况下，只好限制时间。加上法律上对案件还有审限的限制，压得法官也没有办法。法院和检察院要破解这样的难题，不然规范司法行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就没有办法到位的落到实处。

    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日益攀升，但是却又因待遇和晋升空间等问题不断流失优秀人才，导致有的法院法官队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提出，大力加强法院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是解决上述难题的关键之举。

    辜胜阻：在一个县法院，行政岗位院长、副院长就那么多，庭长的级别很低，所以靠行政级别和行政化很难在激励机制上稳定法官。现在的方向很重要的是要职业化，四中全会决定也讲要建立专业职务序列及其工资制度，要按照职务序列决定工资。现在大学就是这样专业职务序列，我们法院也应该这样按照专业序列配置工资。行政化走向职业化是解决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非常关键的方向。

    焦点三：如何确保法院判决得以执行？

    近年来，法院判决“执行难”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我国刑法虽然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是需要检察机关就此提出公诉，而这一环节有时并不畅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如果检察院在被执行人所在地，检察院会不会积极提起这个案件去立案呢？显然不可能。或者目前看到的统计数字是非常少的。

    如何让判决书不再成为“法律白条”？

    万鄂湘：建议两高能不能搞个司法解释，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罪不一定要公诉，就是自己作为申请执行人，作为刑事案件能够自诉立案。这有什么好处？如果这个案件自诉成功，对被执行人就是有罪判决，你到其他国家移民或者申请旅游签证都被拒绝，因为你是有罪之身，有犯罪记录在案，这一条对被执行人就是很大的限制。另外一个好处，这可以对法院清理积案形成很大的动力。如果构不成犯罪，实在没有执行能力，不能说他犯罪，那就宣告破产，可以把这一制度联动起来。

    焦点四：如何让判决书看得清、读得懂？

    从开庭预告到庭审直播，近年来，我国的司法正在向公开、透明进步。审议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法院、检察院近年来在司法公开上的诸多举措予以肯定，但也提出，公开要重形式更要重内容。

    李大进：原来一个案子的判决文书，案子再复杂，判决书也可以两三页就了结了，当事人反映看不清、读不懂。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再简单的案子，判决书也往往会在10页以上，当事人感觉是更看不懂。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向会议作报告时指出，有的裁判文书制作不规范，重证据罗列、轻辨法析理，李大进说，只有真正改变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才能达到以公开促公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