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特上市破发，脸书(Facebook)老板访华。这一个月，中国普通公众翘首以待的两个社交网站终于接踵而至地进入了视野。且不论这两个社交网站，至少，对我的那些大学同学们，一群自己当老板的小资产阶级来说，掐指算来，知道的社交网站只有微博和微信。

　　可是，互相不告诉微博帐号似乎是个不成文的规矩，同学们在公共空间撒野竟成了隐私，也许只有哪天突然上了央视，才恍然大悟，啊，真没看出来，他是大V!这大概是微信上同学圈子里得出的印象。相对比较私密的微信，几乎咔咔几下，就重建了同学圈子，一些久违未联系、沉睡多年的联系人重新被找了出来，一些失散多年的朋友和同学也被同学们、朋友们找了出来，然后陡然发现自己手机通讯录上的联系人很快变成了几个圈子，我们重新生活在圈子中了!这不是前些年北漂的文艺青年们最津津乐道的京城生活方式吗?

　　感谢微信，毕业那么多年都没有好好聚过的同学，在微信的日夜轰炸下，一聚再聚。从北京的饭局到增城摘荔枝，再到阳澄湖吃大闸蟹，下次约定阿拉斯加狩猎。一年间的同学聚会频率简直高得让人不可思议。再这么继续下去，我打趣说，根据我的理论，一定会爆发革命的。果不其然，每次聚会后，同学圈子的生态都在悄悄发生改变：婚姻开始重新组合，移民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

　　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同学，当年的上下铺兄弟，当年的老大到老八，各县市一中的屌丝状元们，今天如此活生生、面对面地却在交流美国的最佳高中，而不是人大附中。不能不说，聚会的欢乐，难掩蛋蛋的忧伤。

　　他们，也是媒体和学术界口中的中国城市新兴中产阶级，闷声打拼多年之后都拥有了自己的产业，身家数以千万或者数亿。在中国社会中，这个阶级所连结的阶级之广也许超过其他一个阶级：

　　作为资本/劳动关系的中间纽带，小老板的同学在连续数周跋涉全球各展会之后，会跟我哀叹，肩负几百号人的饭碗家小，压力之大非寻常能够想象，劳工成本几乎每天都在上涨，每开出一元钱工资的同时还在向政府缴交近4毛钱的配套社保等等;处在权力/资本关系的底端，每日面对数十家政府机构、各种名目的检查、盘剥甚至敲诈，却无有地方申辩、抗争，不得不寻找、营结各种庇护，打点各路神仙，仰息层峰之纤毫异动却至远而不可得。

　　如此纠结的一个中坚群体，在微博这个“意识形态的战场”上或者其他公共空间、政治社会领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被吸纳到体制内成为红顶商人，转型为王功权这样的先驱毕竟也只是少数。处在改革和革命的话语夹攻中，似乎有些彷徨;在新毛主义民粹浪潮和地方土豪的“打黑”威逼下，几乎就是被妖魔化的案上鱼肉。幸好，他们多少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财务自由，也有足够的智识和常识，能够一只眼盯着微博舆论，一只眼看护着家庭和财产。随着微信的普及，无形中，昔日的上下铺兄弟们便成了这些“小资”同学们几乎唯一纯粹也是唯一可靠的社会关系了，这一代中产阶级的爱和恨、期望和忧虑就这样涌现出来，然后蔓延，形成压力或者恐慌。

　　移民潮的背后，首当其冲是子女的教育，因为子女教育问题终究是财富的保持问题。当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得到的巨大财富存量和私人资本，都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阶段：如何保有财富，并且避免金融危机、通货膨胀、“打黑”式的剥夺而重蹈昔日犹太人的命运，都成为一个日益迫切的现实问题。

　　这个意义上，国产的大大小小资本家们开始面临着有限的选择和出路。他们把子女送往欧美，准备移民，并不是准备放弃中国的生意、甚至生活，而是如何最高效率、最安全地保有财富。毕竟，在各种财富和资本形式中，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与民族，教育都可能是最佳的财富延续方式和载体。对资产阶级的个人和总体来说，财富的保有和继承有两个选择。

　　如同19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后形成的资产阶级们，黑格尔通过对他们身上的物主和人主二重性的概括，得出市民社会对这些资产阶级如何进行家庭再生产和保持财富的重要性，即家族资产的特殊性如何通过市民社会这一具体的普遍性得以实现。

　　提出公民权利进化主义观点的英国社会学家T.H. 马歇尔，这位曾经参与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小官员、联合国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公约的起草人，在对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的研究中得到与黑格尔相似的看法：基本民权比如财产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拥有，而在于能否取得，而能否取得，又取决于能否保护，而能否保护又在于所有者能够解释财产的合法来源。如果缺乏教育，如何在与觊觎者的诉讼中向法官解释呢?只有当教育为核心的社会权利内化为公民权的基本内容，阶级差异和社会不平等才可能籍由公民权的主张得到实质改善。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不仅可能让后代通过社会化的教育才可能具备资产接班、继承财富的资格，而且在普遍教育体系中找到足够多、足够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和劳动力进行扩大再生产。意味着，他们得到了一个平等的资本环境，这是提高资本绩效的先决条件;并且可能安心地保有他们的私人财富，不必担心在这个平等社会中被无端剥夺或侵害。理论上猜测，或许这正是公权的心路。所以，对觉醒的资产阶级来说，第一个现实选择是投身参与本土公民社会的建设。这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之后没有多久，国内就已经开始的自觉过程。但是，他们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却日益逼仄。

　　第二个选择，通过移民，让子女在成熟民主社会接受教育，却像模仿权贵们，好让子女们加入权贵精英再生产的轨道，如同他们自己热衷加入各种EMBA班、高级养生班、向王林等江湖大师纳投名状。可是，统治阶级送子女到北美名校，与马来西亚和印度的政治精英们照旧依赖前宗主国英国的大学来培养他们的后代、进行精英再生产并无二致，反映的是中国的经济体系对全球化中心——美国的高度依赖。对后者来说，吸收中国的财富然后帮助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再生产，将全球化分工转型为一种新殖民主义关系，实在是一件大便宜，既吸纳和控制了中国的财富积累和精英再生产，也因中国本土教育权利和人力资本低下保持了低工资而维持了现有的全球化分工体系，并不会因此改善中国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

　　结论是，移民终究还是一种逃避，继续帮助巩固着现有的不平等，即便在一个成熟公民社会、在一个美丽湖畔，过上了一房一家、几个子女、几条狗和猫的幸福生活。所谓幸福，也许永远只是统治阶级赐予的安慰剂、小快乐。移民的小资产阶级同学们的焦虑并不会因此缓解多少，只要他们在国内的同学们还在继续焦虑。留下来，建设一个公平的公民社会，也许是解决财富继承、克服焦虑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