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代赔”什么时候该代赔，事后追偿的期限，代赔和追偿账目的公开，拒赔或官员追偿不力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些都缺乏明晰的规定。正因为缺乏硬性的规范，才让事后追偿有名无实。

2月17日，广西平南“枪杀孕妇”警察胡平一审被判死刑，政府前期已代其向受害者家属赔偿73万元，而此前，青海湟中城管队长打伤孕妇，政府先赔付20.9万元;河南洛宁邮政局长撞人案，邮政系统先期垫付赔偿金115万元……但在这些“政府代赔”的案例中，鲜有政府追偿成功的报道，调查显示，湖南省2002年至2004年核拨赔偿费用1109万元，追偿仅29万元，追偿率2.64%。黑龙江省发生的61起国家赔偿案件中，只有1起得到追偿，核拨的447.9万元赔偿费中只追偿了9.4万元，占核拨赔偿费用总额的2.1%(据《法制晚报》)。

在一些公民权益受权力侵害的事件中，“政府代赔”本是一种人性化考虑，毕竟如果受害方通过正常司法程序向涉事公务人员求偿，不仅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财力，也要经历漫长的诉讼过程，所以政府部门雪中送炭，先垫付一笔钱给受害方，再向具体责任人员追偿，这样的安排合情合理。

然而，政府部门垫了大笔的钱，最终却追不回来，无疑让纳税人做了冤大头。“代赔”不是“代责”，作为公务人员，侵害公民权利，就应承担应有的代价。大量“政府代赔”成了政府全额买单，这无疑是一种恶劣的宣示，让一些公务人员更加有恃无恐。

“政府代赔”留下一笔笔坏账，固然与政府部门追偿不积极有关——许多时候，相关责任人都是“自家人”，有的还是单位领导，这样一来，单位很难拉下脸面向当事人讨账，再加上家丑不可外扬，单位通过司法途径公开讨账更是一种下下之选。

不过在更深层面上，这暴露的则是制度之失，“政府代赔”什么时候该代赔，事后追偿的期限，代赔和追偿账目的公开，拒赔或官员追偿不力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些都缺乏明晰的规定。正因为缺乏硬性的规范，才让事后追偿有名无实。

所以，对于越来越普遍的“政府代赔”，亟须建立相应规范。例如，应当明确，“政府代赔”应当限于涉事公务人员拒赔或暂时无力赔偿时，才可使用。侵害公民利益的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首先应该居中协调，让双方商讨，促使违法公务人员先行作出赔偿，在此之前，政府部门绝不可越俎代庖。

此外，“政府代赔”的金额不能秘而不宣，应该公之于众，接受监督，不仅如此，政府部门还应公布这笔钱的计算依据。所有代赔费用，应该汇总在政府网站公示，告知公众追偿的进展。一些无法追偿的项目，应当公布原由，那些拒绝赔偿或追偿不力的在职公务人员，理当受到惩处。

眼下，许多地方政府部门的“代赔”往往是出于维稳的需要，操作起来极为草率，根本不考虑追偿问题，这屡屡引起舆论质疑。因此，将“政府代赔”尽快纳入法制化轨道，才能约束一些政府部门乱花钱、乱作为，真正维护好公平与正义。

□韩涵(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