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为了尽可能多使用一些高级设备，产生更多的经济效应，便在可控的范围内对病人进行更多的检查。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医生在开处方时会多开“治不好病也吃不坏人”的凑数药。多检查，多开药成为国内过度医疗的典型表现。

四川绵阳市人民医院女医生兰越峰，因多次反映所在医院“过度医疗”而被迫沦为在医院走廊上班的“走廊医生”长达22个月。19日，因传言医院被更换牌子“降级”，绵阳市人民医院部分职工走上街头，要求开除“给医院带来负面影响”的“走廊医生”兰越峰。

“走廊医生”调查不深入才会引发二次风波

据央视报道，绵阳市涪城区成立了由区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工作组，抽调了15名专业人员对兰越峰反映的情况展开调查。调查组并未确认当事医院存在“过度医疗”，而绵阳市人民医院院长王彦铭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新京报评论员在《“走廊医生”调查结论难服众》一文中认为，在舆论猜疑下，调查组单凭“未发现”词眼回应公众关切，显然还缺乏说服力。实质上，要调查出真相并不难：不妨通过与兰越峰对质，顺着她提供的“线索”摸瓜，查证究竟有无医疗腐败乱象……也只有厘清问题核心，而不是拿外围资料来说事，才能给公众更明晰的交代。

观点中国在评论文章《扳倒院长后的“走廊医生”何为?》中提到，主持医院全面工作的院长涉嫌违纪，但整个医院却很清白，这首先是一个逻辑上的硬伤。未发现医院存在“医疗乱象”现象是一个有点含糊不清的结论，未发现不代表不存在。有可能是存在的，但“我们”没发现，因此只能是未发现。

京华时报评论员王云帆在《“走廊医生”调查还需要深入》一文中认为，在普通公众的心中，“过度医疗”却是个既定事实。尤其是在网络舆论场，网民们早已习惯了从自身的社会经验出发，来解读各类公共事件。当“过度医疗”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自称多权威或多独立的调查结论，都很难说服公众相信当事医院能够洁身自好。

过度医疗怪相的确存在多年

中国目前每年人均8瓶的输液量将发达国家抛在了身后，与过度输液类似，非合理用药、非合理检查等“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屡见不鲜，过度医疗在不断坑害广大患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副司长李忠透露，201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到19600亿元，而2005年卫生总费用仅为8000多亿元，“十一五”期间卫生总费用增幅达每年13%以上，超过了GDP的增长幅度。

广州日报评论员李光金在《“输液大国”背后的“过度医疗”魅影》一文中指出，过度医疗，除了会让患者身体受损、钱包受伤，恶化国人体质状况之外，也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造成了巨大浪费和流失。据估算，医疗机构滥开药、滥检查等现象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在20%至30%，如再加上药品回扣、药品虚高定价、乱收费等现象，医保基金浪费和流失比例不低于50%。可以说，过度医疗百害而无一利。

红网评论员乔瑞庆在《消除“过度医疗”必须重视道德力量》一文中写到，过度医疗加重了患者负担，恶化了医患关系，败坏了社会风气。医疗改革也试图在消除过度医疗方面有所突破，但效果似乎不彰。医疗服务的信息不对称特征，以及医生绝对的信息优势地位决定了过度医疗的隐蔽性和不可查证性。

治理过度医疗是医改大方向

医疗行业多年来形象不佳、气质不正，看病难、看病贵的哀叹连连。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手放错了位置，价格管制导致“以药养医”、“以械养医”连年不绝。

红网评论员谭国茂在《走廊医生：不合理医疗体制内的劣币驱逐良币》中认为，医改推行以来，向医疗系统“以药养医”的争利行为开刀，用系列措施将虚高的药价降下来，把投向公众医疗的政府补助经费提起来，为普通公众“看得起病”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看得好病”的道路上，虽有破题远未突破。

兰越峰所在的医院就是医疗行业一个有力例证。医院虽然走出了基本医疗“以药养医”的阴影，但是“以医创收”的错误理念没有动摇，“以医牟利”疯狂追逐没有停步，串通攫取的罪恶手段没有止息。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斩断医院牟利冲动，坚决杜绝“以医创收”，强势打压“以医牟利”，给“医者仁心”以合适土壤，给更多兰越峰以生长空间。

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虎峰在接受中国网观点中国记者专访时表示，既然要做公立医院改革，就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如果说某个公立医院改革成功了，但是医疗价格依然没有变动，这个价格依然是扭曲的，只不过是找其它的方面，用特殊手段把它抹平了，不意味着就改好了。所以说到底，公立医院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应该还它本来面貌。所以，在严格控制医疗成本不能反弹的情况下，降低以药养医的程度，或者降低用药的比例，同时也要相应提高医疗服务的收费价格。

触动了既得利益，医改才会难上加难

广州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写到，从病根而言，过度医疗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医院运行过度市场化、医生待遇过度市场化。由此分析，要想予以遏制，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定位，不能再让他们背离使命，在赚钱的道路上继续沦陷，也有必要改变对医院的考核体系，不是看你的分院开了多少家，进了多少先进设备，而是要看患者康复率、满意度。其次要构建更合理的医生收入构成体系，加强基本保障，弱化经济考核，遏制“创收”冲动。

法制网评论员唐伟在《治理过度医疗关键在遏制逐利冲动》一文中写道，不可否认,过度医疗的本质是逐利,保障合法收入也是一种现实性的诉求。不过将其为过度医疗的非法行为开脱,显然有悖于基本常识和道德,属于本末倒置的逻辑性错误。医疗公益固然跟投入和收入有关,但大量的事实证明,高薪养医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如果认为医生收入过低就可以默许其违背职业操守和行业规范,并为其行为开脱,那么这跟拿收入不足给官员腐败行为开脱,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公益性不足确实是医疗乱象包括过度医疗的本源。但医疗投入只是一个方面,遏制医疗逐利才是最终的出路。因而,解决的途径在两个方面：一是多予,二是少取。相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因为逐利的欲望无法满足,即便财政投入再多,但若是逐利的冲动没有下降,那么医疗潜规则还是会继续存在。因为当医疗和医生以市场者而不是职业者的身份来行使责任时，钱再多也不会使其改变行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谁也不会嫌自己赚的钱太多并感到满足。

知名改革学者迟福林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今天“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利益链”，利益链不打破，改革将无法推动(新华社11月10日)。此前，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在当今中国，利益固化现象几乎无处不在，政府部门利益、行业垄断和各种既得利益群体，都会结成阻碍改革推进的牢固藩篱。

走廊医生的曝光因为触及到了同院医护人员的既得利益，因此才会发生罢工事件。

正如陶短房在新京报所发表的评论文章《打破“利益链”，改革才能“深化” 》中指出的一样：利益链的打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正如李克强总理曾说过的，“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以及不同阶层利益和自身利益扭合在一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令利益链盘根错节。

而把这样的决心变为行动，必须拿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摆脱某些机构、部门和个人既当规则制订者、又当规则执行者的状态，避免某些特定部门、行业、地方垄断势力在相关事务、话题上的“一言堂”，在决策中引入法制、科学和民意机制，变“一言堂”为“众言堂”，惟如此，才能有效抑制既得利益链条出于本位利益，对符合大众利益的改革方向、政策或百般阻挠、或阳奉阴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