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10月25日，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3名医生被患者持刀捅伤，其中一位医生不幸遇难。这一恶性事件，让舆论再度聚焦久治难愈的医患冲突。昨天，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表示，有关部门将下发保障医疗安全的相关文件，建立医疗场所的警铃、监控、安检和安保等必要防护措施。

　　在医生一死二伤的悲剧之后，适当完善医院的安保措施，对很多沉浸于悲痛中的医生来说，是一种必要的安抚。何况没有一个安全的就医环境，无论对于医生还是患者，都不是好事。但仍需清醒意识到的是，靠硬件的层层设防，很难从根本上杜绝医患冲突，堵不如疏，这朴素的道理，在医患纠纷领域尤其适用。

　　化解医患纠纷，国外比较好的经验是设立伦理委员会，其成员除医生外，还有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律师等多方角色，因而能进行中立、有公信的调解。国内并非没有类似机构，2010年，当时的卫生部等三部门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免费为市民调解医疗纠纷；并明确提出，委员会由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较高调解技能、热心调解事业的离退休医学专家、法官、检察官、警官，以及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组成。

　　而在刚发生悲剧的温岭，类似的机构甚至建立得更早。2009年3月，温岭市就“创新推出成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成员由法院、公安、医疗、信访等老同志组成。在成立8个月之后，还有媒体报道，该调解中心调解纠纷57起，成功率达到百分之百。但这个当时效果不错的“第三方”机构，现在是否仍在正常运行，面临矛盾的医生或患者是否都知道这个机构，我们却不得而知。

　　回顾温岭刚发生的医患冲突，杀医嫌犯去年3月份做的手术，从12月开始找过医生四五次，甚至有一次跪在医生面前，要求继续治疗；而医生认为手术没有问题，看见患者下跪觉得特别难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双方沟通四五次未有共识之后，是否曾想到找相关调解机构？患者家属早知其不满医治结果，为何也没想到去找调解机构解决问题？如果早些经过“第三方”的调解，事态还会否演变为暴力行凶？

　　是时候好好检视医患调解机制了。没有一个有公信的“第三方”机构，矛盾中的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很容易演变为暴力冲突。现在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新闻检索，找到很多地方成立医患调解机构的消息，但这些机构具体怎么运行，患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寻求调解，医生是否可以主动要求调解，却基本找不到详细信息。

　　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细化相应的调解制度，比如，明确调解机构成员招募标准，确保这一机构的中立和公信；明确调解程序启动的标准和路径，让所有医生或患者面对矛盾时，知道怎样找到说理的地方。把这些调解信息在每一个医院张贴传达，肯定比单独加强安检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