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等，原本是激励入狱者“重新做人”，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督，它们很大程度上却异化为刑罚执行腐败的“后门”。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指导意见，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要求从严规定实体条件，从严规范程序，从重追究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纪律责任。

从措辞中我们不难领会到，这一系列“严”字，乃是指向刑罚执行实践中的种种“松”的怪象。立法本着改造的目的设计了诸多人性化条款，诸如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原本是激励入狱者“重新做人”，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督，它们很大程度上却异化为刑罚执行腐败的“后门”。

配合着政法委的这则意见，有两条反面例证被媒体刻意提及：一是广东江门市原副市长林某因受贿罪被判10年，却一天牢没坐，花了不到10万元钱办好了“保外就医”;二是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违法减刑案立案24人，波及司法行政、监狱、看守所、法院、律师等各个系统。这两个反例很有说服力，一个是贪官一个是巨富，反映出刑罚的执行在权力与金钱面前同样容易折腰屈就。

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最高检曾有统计显示，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者中，高达七成的职务犯罪案获得免刑和减刑。像职务犯罪这种罪犯“前门进、后门出”的违法减刑等现象，如果不是到了非比寻常的严重程度，何劳政法委出面控制呢?而诸如“提钱出狱”“花钱买刑”、在“保外就医”的名目下暗度陈仓等，其危害不仅仅是个案中的腐败，而是造成国家刑罚执行的不平等，冲击国家司法的正义根基。

刑罚执行出现腐败，既由于制度设计上的漏洞，也因为权力运行中缺乏监督。以保外就医为例，按照《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保外就医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证明文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批。而要想从医院弄到一纸证明，对那些有权或有钱的服刑者而言并非难事。值得反思的是，制度上甚至连其中可能出现的虚假证明责任都不考虑，宪法授予检察院的国家法律监督职能，在其中也很少得到具体的程序体现。正是这样的执刑缺口，才让人得出了“贪官死缓+保外就医=没反腐败”的结论。

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指导意见从严格控制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条件和时间幅度，到严厉处罚出具虚假证明材料行为，从三个“一律”到厅级以上贪官减刑向中央政法机关报备，作出了细致而有针对性的设计。但重要的是，这些意见不仅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更关键的是要夯实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机制，尤其是应当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予以制度性落实，如此才能彻底堵住那一道道执行腐败的“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