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魔面前，医生和患者不是一直同乘一舟？

 “小兔皮肤过敏，陪她去打点滴，竟然连打四针才找准血管，我也想拿刀砍人，操!”

这是一条在近日备受关注的微博，微博的博主是广东卫视的一名主持人。在陪女朋友就医的过程中，他们两人和这位负责扎针的护士都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麻烦”。所幸的是，他的愤怒只留在了微博上。如同当下包裹在京津冀地区的雾霾一样，中国的医患关系在2014年遭遇了一个“灰色的春天”。也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这样一条微博所引起的舆论波澜可想而知。

即便这位主持人在此后冷静下来，删掉原来的微博并公开道歉，然而事件并未就此平息。我们在此无意争论这条微博风波中的孰是孰非，然而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是——“砍人”这样一个选项，在面对医护人员的时候，已经如此“自然而然”。

2013年白大褂上的血痕尚未褪去，在今年2月连续几起杀医、伤医事件之后，医患关系这个话题再度尖锐地被摆在社会舆论的前台。

医患关系：紧绷的绳索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医护力量的结构性紧张；医护人员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而心力交瘁，在面对患者时情绪上的焦虑和紧张；依然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加剧着患者和家属心理上的痛苦……医护人员和患者犹如因病痛而被捏合在一起的一股绳索，它被上面所例述的种种力量拉得紧紧，而如我们所见，局部的撕裂正越来越多。

从中国医师协会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手术科室、急诊科室一直是医患冲突的高发地。而大医院由于收治危重病人较多，医患冲突事件发生频率也远高于一般小医院。此外，诸如儿科、耳鼻喉科等科室也已成为国内医患矛盾激化的“重灾区”。

造成当下困局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是由于分级转诊制度不完善，部分专科医生严重缺乏，医生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一些医生认为，在很多人看来，医生是个高薪职业。而人们没看到的另一面是，医生不仅要加班加点、长期超负荷地工作，还经常受患者的误解和责骂，导致部分医护人员心理失衡，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

湖南省卫生厅副厅长方亦兵认为，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分级转诊制度不顺畅，导致病人纷纷涌向大医院，医生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下，难免影响服务质量。

其次是在医患双方信任缺失之下，医生的“防御性医疗”更加损害医患关系。据了解，为避免漏诊或者误诊，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许多医生要求患者全面检查，以检验、心脑电图等来记录医疗过程，进行“防御性医疗”。

第三，医务工作者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对于患者的关怀度降低，再加上个别医护人员价值取向发生偏差，有收红包等违规行为。这些因素掺和在一起，导致医患关系的情感距离越来越远。

医患关系视同水火，而相应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又很不完善。记者调查发现，医患纠纷的调解，目前主要依赖医患协商、行政调解、调解委员调解、民事诉讼等途径，而作为进行调解合法依据的医学鉴定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半载，让群众难以接受。若要走司法程序，同样要耗费时间和金钱。

沟通与倾听 认知与理解

“我国医生的培养过程和法律法规中，都缺乏人文精神及沟通理念。”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维权委员会总干事邓利强对记者说，一些发达国家规定，医生有义务倾听患者“主诉”，即要让患者陈述抱怨疾病带来的痛苦。

《生命时报》曾有报道介绍，法国的医生即便是面对流行性感冒一类的病例，依然会详细询问病情并耐心向患者解释情况。而英国医学教育界在培养医学生与病人沟通的能力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于1987年英国医学会已将对医生交往能力的评估作为医生资格考试的一部分。“你现在感觉如何？”“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是患者从英国医生口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院长周胜华教授认为，医患矛盾大部分都是由于沟通不够，双方信息差距太大，医院可以设立投诉接待中心，从被动应付投诉转变为主动接待管理，接受患者对医院医疗质量、服务态度、管理制度的投诉，实现医患沟通“零距离”。

邓利强表示，我们的医生往往只能做到“了解病史”，很难做到让患者通过倾诉来宣泄情绪缓解压力。当然，这方面也有客观原因，尤其是在大城市大医院，医生每天要面对数倍于外国医生的患者，不得不缩短问诊过程。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特鲁多医生的名言坦陈了医学的局限。邓利强说，目前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患者对此缺乏理性认识，对医疗的可及性和预后期望值过高，认为花了钱、去了大医院，病就应该治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鸣认为，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也是一门“遗憾科学”。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让更多的人理解医学并不是万能的，存在诸多未知性和风险。患者应该尽可能的了解医学常识，尊重生命，理解医生，建立互信。

此外，邓利强还指出，在美国等国家，患者因病情需看专家，要由其社区主管医生通过专门系统向专科医生求助；我国尚未形成分级诊疗的就医体系。一些医院受不理性不科学政绩观影响盲目扩张，千方百计吸引患者跨区域就医。小问题也要去大医院，奔波的就医过程进一步抬高了患者对治疗效果的心理预期。

“治标”先行 “治本”莫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化解医患之间的坚冰，同样难以一蹴而就。在有针对性地推进医疗体制改革之外，尝试更加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同样不该忽视。毕竟，每发生一起杀医事件，都是对医患关系又一次难以估计的伤害。

邓利强说，“医院应该建立安检制度，这能够让医生在其职业环境中有安全感。”他还建议媒体尽量正面引导，让患者相信法律，采取正当的医疗纠纷调处措施。

一些医生提出了具体的安全措施保护方法，比如现在很多医院通过刷卡控制患者出入，实际上并没有明显效果。医院可以考虑建立“安全门”，如果发现铁器等明显危险物品，能够及时有效提供预警，尽量减少伤害医生的可能。

“近年来医疗界对于伤医暴力案件凶手的量刑和追责并不严格。许多案件的惩戒力度不够，威慑力不足，没能遏制暴力案件的效仿效应。”邓利强说，“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医生群体的关心和帮助远远不够，目前仅有中国医师协会设立了专门的医生维权救助基金。”

“我们特别呼吁公安机关要有所作为，特别是要依法强力打击扰乱医疗秩序的暴力行为，不能将对患者的同情等同于对暴力行为的容忍。”邓利强说。

“解决的关键仍在于继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慧军认为，推进医改是标本兼治的根本方式。公平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能够最大限度保证群众的就医需求，同时也能够给予医院、医务人员应有的地位和尊严。

“比如通过分级诊疗制度，能够将患者根据病情轻重合理分流。”中国医师协会黑龙江省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成员、哈尔滨儿童医院听力障碍诊治科主任云中燕表示，患者获得合理分流，有助于各级医生能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与医患沟通，能够最大限度缓和医患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提高公众对健康教育知识的知晓率，正确认识、对待疾病，也能够为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挥积极作用。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没有权威的医疗机构鉴定、调处部门，患者和医生之间缺乏缓冲带。而对医患矛盾的一些错误认识和舆论，也导致患者对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医患纠纷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