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死刑、减少死刑，是我国在依然保留极少数死刑罪名情况下的司法政策，也符合世界上刑罚制度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

近年来，我国在法律层面上已对死刑进行了削减，切实降低死刑判决的数量和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的重要目标。不过，宏观上“严控死刑”的价值和要求，常常与具体案件出现后的“生死”裁决权衡发生着冲撞，尤其是“杀人者死”的观念，在一部分民众甚至司法人员的观念中依然存在，并没有受到削弱，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推进刑罚文明和司法上进一步减少死刑适用的一个阻力。

从法律上看，杀人者也未必都要判处死刑。我国现行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社会影响恶劣”、“民愤极大”甚至“没有取得谅解”等，其实都不是决定死刑裁决的法定理由。虽然，死刑判决的司法衡量因素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既有社会、法律因素，也有作为直接被害者主体的具体利益考虑，但其基本点却始终应该是犯罪人自身的行为性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以及我们对于剥夺人的生命权利的刑罚(死刑)的态度究竟如何。

人死不能复生，恢复社会正义乃至“讨回公道”，并不只有“判处死刑”一条路径。如果杀人案件发生之后，社会上依然是一片复仇的杀声，甚至认为接受被告人道歉、同意“留他一命”，就是对死者的不敬、对正义的亵渎，那我们又何以去努力削减死刑、控制死刑，乃至于将来取消死刑呢?

严格限制乃至最终消灭死刑，是司法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它有一个国情问题，也有一个历史过程问题，但它却是一个方向性问题，需要观念的转变、舆论的引领、司法的导向。记得多年之前发生在上海的加拿大女模特遭遇窃贼跟踪被杀惨案，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被害人母亲悲痛欲绝。可是，当这位母亲来到中国庄严的法庭上，却没有发出“强烈要求判处死刑”的呼声，相反，她慎重地请求法院“判处重刑，但不判处死刑”，希望不因为死刑的判决，给被告人父母带来“与我一样的悲痛”。

杀人案件发生后，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心情和情绪，无论如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作为一项理性的制度设计，它的本质就是要避免强烈个人情绪支配下的“当事人裁判”。法律及其现实生活中的司法，当然也不可能不顾及当事人家属及民众的情感。法律需要深明“大义”，司法更需要引领善行。但法治社会的要义是法院独立审判、依法司法，不应受到过多的私情影响，更不能被某些舆论压力所左右。

既然少杀、慎杀是我国的刑事政策，我们的司法就应当在控制死刑的问题上做出更多的努力，在具体案件的裁决中给社会新的观念引领和导向，切实减少死刑的判决和死刑的执行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