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记者24日获悉，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等在京主办的“第二届卓亚法治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提出，我国税负的90%甚至更多都压在企业身上，他建议通过税制改革增加居民个人缴纳税收的比重。(2月26日 京华时报)

一个国家的税赋体制，可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准，因为不同的征税体制，会激发不同的幸福指数，这不是政治上的类比，是治理国家的水平的考量。

我国的税赋体制被诟病早已有之，还记得两年前关于个税起征点的提高曾有过轰轰烈烈的辩论，最终个税起征点还是在人们失望中落锤，这次高培勇院长又提税制改革，本次会议能否破冰呢?估计很难，难也要神侃一下。

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件隐身衣，那就是与“国际接轨”，精英们见多识广，用他们的才智治理国家，很会拿来主义，这没有错，我们要汲取人类社会一切的先进经验，才能赶超先进，过去三十年就着这么干的，也干得风生水起。

我们知道要收税必须有税源，我们以前实现的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导体位的经济体制，其实也是拿来主义的产物，这种体制下国有和集体企业就是税源，现在不同了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没动摇，但是各类经济成分不仅雨后春笋，而且茁壮成长了，新拿来主义有了质变，税源的变化必将倒逼税赋体制的变革，所以专家们提出税赋改革大有必要也必须。

怎么改?如何在直接税和间接税上平衡，不仅是一个科学设置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直接税提高涉及千家万户，更关乎广大纳税人的幸福指数。目前我们间接税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弊端在哪?一是业主可以转移赋税，居民充当冤大头;二是拉大收入差距，不力调节高收入者;三是低收入者改变命运更难。那么如果直接提高直接税又有什么困难?一是低工资制度下，普通纳税人幸福感降低;二是目前的税制思路不科学，还是不能调节社会经济和收入差距。

借鉴美国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我们看到他们几乎平衡，美国实行的是高收入以及合理的退税制度，我们没有。所以不能简单的如高院长那么激进，仅仅通过税制自身的改革，增加居民个人缴纳税收的比重，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要改革突破，那就是国有的垄断企业的收入畸高，和其他经经济成分的培育，如果不是公平的按占有社会资源来分担税负，怎么改都是在保护既得利益。

深化改革要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首先要有关羽的刮骨疗毒精神，认真审视自己的治理方式的不足，然后破釜沉舟，才能获得深化改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