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两家大商场都买到了假洗发水,开始很生气,一直留着‘假货’准备维权,可后来还是嫌麻烦,都扔掉了。”近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3·15”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一名法官突然“现身说法”讲起自己的经历。话音刚落,另一名法官也开始“吐槽”:“我们三口人去一家知名饭店吃饭,结果吃完都拉肚子了,要打官司吗?想想太麻烦,直接找饭店理论,最后退钱赔了200块钱了事。”(新华每日电讯3月15日)

这看起来确实有点黑色幽默。法官不是应该化身正义，嫉恶如仇的吗?明明自己权益受损,为什么却懒得打官司,这法律不是学了吗?诚然，当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那么他为了实现正义，不能太过于计较成本，公平和公正难以以金钱所衡量，当正义和效率发生冲突时，自然须以正义优先。

可是，当法官脱下那身法袍，他就变成了只是在专业知识上略超于常人的普通人，法律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许正是法官司空见惯了种种“诉累”，所以面对自己权利被侵犯，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可以很清醒地算出维权收益和代价，然后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抉择。“脱下法袍的法官”并没有牺牲“一己私利”、不计成本打假的义务，放弃权利无可厚非。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消费者维权尴尬。

打假要靠多方力量，政府有效行使监管权力自然并不可少，但也须充分调动民间力量，用消费者权利的实现，在微观层面上对抗宏观监管容易忽略的死角，形成政府和民间互动、合力，为群众编织起无懈可击的保护网。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确立为1983年，我国消费者协会成立于1984年，无论从哪个时间算起，“消费者权益日”可谓满30周岁了。古人云，三十而立，可是目前而言，恐怕还很难说消费者权益能够自己立起来。

目前，以民事诉讼的法律途径维权打假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随机产生的真正消费者。他们有满腔维权热情，但却要自行承担巨大诉讼成本。虽然相关法律有着进步，在举证责任上对消费者更有利，新民诉法规定的小额诉讼程序也减少了程序成本。但是这些人仍然不仅需要耗费极多的时间精力，更在很多时候还需要花费高昂的律师费。

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律师费、材料费等诉讼费用得不到法律支持，这也许在于担忧诉讼一方滥用相关权利，明知己方胜诉把握大，故意浪费费用。但这也许可以设定一定的合理标准来解决，一刀切地不支持诉讼成本的主张，并不公平。

而另一类就是职业打假者，虽然今年3·15实施的新消法和新司解明确肯定了“知假买假”也受法律保护。但职业打假和知假买假有着一定区别。在有些偏远地方，市场上很多假货，群众为了维持日常需求购买了商品，即使明知是假货，也受法律保护。而根据现行法律，职业打假者不属于消费者的范围。职业打假者如果被商家证明为实，他就不能像普通消费者那样主张权利。

虽然新消法规定着消费者协会也可以成为维权主体，提起公益诉讼。但只有省级以上消协才可发起，并且只能针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这离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要求仍有很大距离。

笔者以为，还须不断提高消费者维权收益，把一切合情合理的主张都用法律明确确定下来;更应充分调动民间力量，给职业打假者合法地位，虽然职业打假者确实存在一定的“不诚信”，但相对于造假卖假的大恶比起来，这实在微不足道。职业打假者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认定，不如将他们视为一般消费者，同时规定明知假货，并利用假货自伤获取赔偿的不予支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