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正式逮捕了律师浦志强。在批捕前的一段时间，浦案消息滴水不漏，致使外界猜测纷纷，不少朋友为浦的命运担心。批捕决定一公布，许多人反而暂时松了口气，因为两项罪名较轻，且均难成立。其中“寻衅滋事”的起因应为他在六月“敏感”期间参加的一个家庭聚会。他正是在参加聚会之后，和其他几位参与人同时被拘留。家庭聚会竟能构成“寻衅滋事”，应该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回。唯一可能“寻衅”的行为是有人把一张打着横幅的聚会合影放到网上，但是似乎谁也没有看到这张合影“滋”了什么事。以“寻衅滋事”为名拘留聚会者，显然违法。敏感日子，政府紧张可以理解，但是因一时紧张而让“寻衅滋事”变成可被随意用来构陷公民的口袋罪，无疑是对法治的极大破坏。更何况敏感日一过，徐友渔、郝建等会议组织者和参与者陆续“取保候审”，可见“寻衅滋事”并不成立。

当然，批捕通知还留了个尾巴：“对浦志强涉嫌的其他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在此后几个月，北京警方加大调查力度，也许能查出点什么问题。人无完人。用显微镜观察，明星脸上也有斑孔。如果浦志强被查出问题，难道不该抓吗?逮捕公告发布在网上，已有人这么问。当然该抓，问题是怎么抓法。人无完人，哪个国家的律师都可能犯法，但是如何抓人则是区别法治国家和人治国家的试金石。一个法治国家会不会先把人抓起来，安两个不成立的罪名，然后再慢慢调查、找更合适的“罪名”?如果这么做，当然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警察国家、流氓国家。法治国家要依法办事，抓人要有正当的目的和程序。《刑法》规定了37天侦查期限，在这期间必须发现足够的证据表明罪名成立，否则就得放人。如果可以安个不成立的罪名，再留条后路，加上“涉嫌其他犯罪事实”，那么其实也没有必要找前面的罪名，索性以“涉嫌其他犯罪”抓人好了;抓谁都行，然后慢慢“进一步侦查”。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反正《刑法》有四五百个罪名，一条条查过来就足够把人关在看守所里几十年。

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罪名，而硬要把人关起来“进一步侦查”，那么原来的罪名就成了“欲加之罪”，而这种方式的“依法逮捕”只是高度人治化的选择性执法。最后即便确实查出来什么“其他犯罪事实”，政府于是理所当然适用刑法，看起来严格依法办事，但其实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法治的初衷，因为政府的真实目的并非是为了调查那个“犯罪事实”，而是要找个罪名安在被告头上。政府行为的目的不当，即构成典型的“公权滥用”。这个问题我在薛蛮子事件中已经论述，不再重复。这次为什么轮到浦志强?理由并不难猜。浦是著名维权律师。从《中国农民调查》的“名誉侵权”案到河南农民“诽谤”案，从唐慧劳教案到重庆任建宇劳教案，他一直冲在国内维权的第一线，也是“死磕派”律师的代表人物，得罪公权之处在所难免。如果“死磕”超越了法律边界，固然应当受到法律追究，但是政府必须就事论事，而不能罗织其它罪名来惩罚合法维权。这样的行为貌似合法，其实只是目的不正的公权滥用。

事实上，浦志强显然不是惟一受到拘捕的维权律师。河南律师常伯阳曾发起毒奶粉受害儿童志愿律师团，并多次为未成年人、农民工、艾滋病人等弱势群体代理维权案件，却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而被传唤，并随后转为刑拘。数名律师前往郑州并依法申请会见，却被警方拒绝。只是在集体强烈抗议下，律师们的合理要求才得到满足。维权律师似乎已被各地认定为“麻烦制造者”，随时都可能因为“寻衅滋事”或“扰乱公共秩序”而失去人身自由。他们的执业权利也随时会受到限制乃至剥夺，好几名律师的年检注册已经遇到麻烦。湖北律师张科科在当地律协门前举行“绝食抗议”，才通过了年检手续。律师基本自由屡屡受限，显然不是中国法治的福音。

毋庸置疑，法治国家不能没有律师。这个道理和小学生讲都能懂。近30年来，中国律师成长迅速，律师队伍难免良莠不齐，但总的说来，律师群体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健康的一支力量，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希望。从废除收容遣送到废除劳教制度，中国近年来的制度进步离不开律师的努力推动。在司法不独立、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尤其需要浦志强、常伯阳这样有勇气、有担当的“死磕”律师，否则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受到尊重和保护。如果所有律师都在公权面前唯唯诺诺，那么律师群体与其说是法律的守护人，不如说是不公体制的维护者。“死磕”律师强硬维权，必然和公权发生冲撞;如果公权力以“寻衅滋事”等名义把他们统统关起来，或以种种手段阻扰他们合法执业，那么律师群体的存在也就徒具形式，而中国法治将不可避免发生倒退。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一个没有律师的年代是何其遥远而模糊。记得1980年，我作为大一学生在教室里观看“四人帮”公审，却全然不知还有张思之大律师在为“四人帮”成员辩护。我们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吗?回得去吗——1976，还是1966，还是1957?

作者：张千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