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队伍建设，须从源头上下功夫。大学法学教育是法律专业教育的开端，对法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我国大学法学教育需重视对法律信仰的培养和职业角色的培养。

　　社会治理的日益精致化和法治的发展，形成了法律职业的分殊化现象。在法律共同体中，不同职业主体，各自的角色和地位不尽相同，其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也有差别。其中，“法院被认为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被视为法律帝国的王侯”。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官是践行国家法治的特殊群体，法官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法律适用水平，直接体现着国家的法治水准。

　　我国素来重视法官队伍建设与培养，只是由于法律职业分殊化和国家机构职能划分等多方因素的限制，法官队伍建设主要是在法院系统内部开展的。这种做法具有针对性强、组织效率高等优点，但也并不否定法官队伍建设与培养应坚持多元途径的做法。

　　常言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法官队伍建设，亦须从源头上下功夫。大学法学教育是法律专业教育的开端，对法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学法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项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培养合格法律专业人才为内容的专门教育活动。它素来是国家培养和储备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特别是随着司法制度改革和国家对法官素质要求的日益提高，事实上大学专业化法学教育已成为法官任职资质的必备条件。法学教育对于法律职业发展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目前，我国大学法学教育具有多层次性，人才培养目标也并非是围绕未来法官展开的，但这并不妨碍大学法学教育对法官队伍建设的基础意义。一方面，大学法学教育对法律共同体“共性知识”的传授，是未来（包括法官在内）任何职业群体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经历”。另一方面，面对法律职业分殊化特点，大学法学教育若能够与时俱进，适时回应，并对传统法学教育和教学方法进行及时改革创新，对提高包括法官在内的整个法律职业群体的素养，也将大有裨益。

　　所以，从眼前看，大学法学教育对于法官（包括检察官、律师等）培养的意义和贡献虽然呈现的是“储备性”特点，但却是未来法律从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其他法律职业群体）队伍建设的“源头”、“活水”。在法官素质培养方面，是一个具有战略性地位的问题。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大学法学教育若能重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对于提升法官（包括检察官和律师等）队伍素质，将是大有益处的。

　　第一，重视对法律信仰的培养。当今的社会，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社会。但作为法律人，无论身处法律共同体何种地位与角色，都应当信仰法律。因为只有信仰法律，才会由衷地热爱、珍视自己的职业和法律角色，才会尊重自己的法律角色并以相同的尊重对待他人，处理社会纠纷，才可能慎用国家赋予的权力，以法治的方式对待他人权利。法谚道：“走向正义之路的关键在于实现两个重要目标：有着公正的法律和适用法律的公正。”法官不仅是法律的适用者，也是社会纠纷的仲裁者和最终解决者，身居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所以，在法律共同体中，法官信仰、忠实于法律，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法官承担着维护社会正义的神圣职责，即便其他法律职业群体在适用和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瑕疵，出现偏离法律的行为，只要法官能够坚守法律的底线，整个国家和社会就不会迷失正义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官才被称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和“守护神”。从信仰的形成机制看，人在青少年时期，信仰最容易形成，最可能持久，当然也最具变化性。大学法学教育，必须立足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要重点着眼于培养和塑造具有真正法律信仰的法律人，而不是仅仅聚力于对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重视对法律职业群体法律信仰的培养，从眼前看，是个法学教育问题，从长期看，则是个国家法律人才培养的战略问题。而在该问题上，人民法院及法官队伍建设毫无疑问将是直接受益者。

　　第二，重视职业角色的培养。直至今日，在我国，法律职业多是被作为一个整体被认识的，其实，法律职业内部还存在“具体职业”的分工。对同一法律条文，不同职业者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理解的方向和方法往往存在差异。比如，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上，公诉机关多是站在被害人立场上，侧重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而辩护人则站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立场上，维护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更多注意的是协调平衡刑法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不同职业主体所承担法律职责和功能的不同，为大学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课题。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教学体会，该问题在我国当前大学法学教育中，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课程设置和相关课程的讲授，在涉及该问题上，大有完善的必要性与空间。具体到人民法院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而言，法院和法官履行的是宪法赋予的国家审判权，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者”和正义的“校正者”，身居守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大学法学教育若能够真正强调和贯彻该观念，对于维护法院和法官权威地位，保证法律适用的公平与正义，避免人民法院和法律适用的行政化取向，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