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厦大人文学院某教授涉嫌猥亵诱奸多名女学生一事在网络遭到披露以来，社会舆论毫无悬念地集中于声讨吴春明本人以及为其兽行提供可乘之机的高校体制。诚然，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目前在对学生和教师的培养、考核中，学校的行政意图过于强烈，学生没有学生自治委员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熊丙奇)，“吴某的行为严重践踏了师道尊严，并直接对教师这一职业群体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构成损害”。但是，在争夺话语权的网络分战场，我们始终应该对尚未表达出来的观点保持警惕和尊重，不要因为“沉默的螺旋”而让自己偏执于某种“唯一的意见”(但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应当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识，如对于吴某的行为必须严厉谴责和惩戒)。

笔者认为，就“诱奸门”事件而言，在对高校体制的流弊与吴春明兽行进行声讨的同时，我们也应追问为何在多名受害女生出现之后，才会有人站出来揭露吴某的虚伪面具，并从而对包括“后精英”(大学生群体)们在内的大众在社会竞争的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工具(合)理性进行适当的反思(无疑，吴某更是工具合理性的奴隶)。

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提出“合理性”概念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前者指涉的是行为主体在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下，为使自身利益获得最大化而表现出来的漠视情感与精神价值的合理性形式。后者则更加注重动机和手段的纯正，而在一定程度对行为的结果不予理会。工具合理性强调的是功利性目标的达成，往往对实现目标的过程缺乏必要的合理性反思，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个体目标达成的过程存在着诸多与社会相背离的情况或者对社会恶俗现象持有容忍与顺从的态度，譬如“引诱门”事件里的部分受害女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导师的兽行采取容忍与顺从的策略，直至忍无可忍或有人愿意出来打破“顺从的沉默”。

在“诱奸门”事件中，之前部分受害女学生的容忍、顺从以及伴随而来的沉默为吴某的兽行提供了再次实施兽行的勇气。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透过一次“心理实验”来验证这种说法的“适当性”：如果第一个受害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指证吴某的所作所为(当然，需要该学生收集和保留充分的证据)，那么就可以尽早地发现这位擅长于道德表演的教授的道貌岸然，也可以使得之后的学生免受其迫害。然而，现实却是，在吴某连续猥亵诱奸多名女学生的情况下，才有人肯站出来揭开吴某虚伪的道德面具。虽然最终放下种种现实顾虑站出来揭露兽行的受害人值得社会大众的“点赞”，但对于选择沉默任由吴某兽行肆虐的行为，我们仍然需要尽可能地去寻找其中的原因。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不外乎存在这样几种情况：①实实在在地认同吴某所言，“各取所需”，将吴某的“承诺”(发论文、保研)当作实现自己目标;②基于自身声誉的考虑(对被猥亵诱奸的事实说出口感到难为情)而选择沉默，在顺从与反抗之间进行折衷而选择了沉默;③意识到受害人并非自己一人，从而产生“责任分散效应”，等待他人打破这种沉默;④对社会现实的悲观失望以及对社会不合理现象(恶俗)的合理化，认为社会本来就是如此。在笔者所能想象到的四种情况中，其中两种情况(一四)都涉及到后精英在当下社会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工具合理性现象。第一种情况是完完全全地认同自己与吴某之间的交换关系，也是最符合工具理性的行为选择，第四种则是在工具理性思维的影响下而对社会范围内工具理性的合理化。另外两种情况是工具理性的变种，即虽然不直接体现为工具理性，但却是对价值理性(手段的纯正与正义的维护)的背弃，同时也是对传统社会中“女性贞洁观”心存余悸的表征。

综上，“引诱门”丑闻表露的不仅仅是吴某一类人的道德虚伪或道德败坏，以及高校体制为道貌岸然者提供道德表演温床等社会疾病，也是对处于“被宰割”地位的后精英们的一次警示：面对丑恶，要有敢于揭露和与之作斗争的道德勇气，而不是在工具合理性的影响下选择顺从与沉默，同时，在人生阶段性目标的达成与价值合理性之间要有基于道德和正义的考量。对于这次丑闻，不能认为这仅仅是教师群体和高等教育的耻辱，而是对包括“后精英群体”在内的所有人敲响的一次警钟——价值合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想到底怎样侵蚀和吞没了我们的道德良知与道德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