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即使不再是证据之王，办案人员对其仍可谓情有独钟。嫌疑人“金口”一开，当即宣告“成案”一半。美国也有学者指出，在指控嫌疑人构成犯罪时，对其不利的证据居首的就是其本人供述。认罪供述在约30%的案件里，成为控方的决定性证据，远高于科学证据5%的比例。

司法实践中，根据供述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可将嫌疑人的供述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真实认罪，虚假认罪，真实否认和虚假否认。其中，真实否认、虚假否认和真实认罪大家都可以轻易理解，这三种供述状态都能得到人性化的合理解释，也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而作出虚假认罪的原因为何，除了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是否还有其他原因，颇值得研究和思考。

无辜者为何承认犯罪

无辜者供认犯罪，意味着本人要面临定罪判刑的结局，受到刑事追究的不利后果。不可否认，罪犯也是人，是人就会趋利避害，一个本不应被刑法关注的无辜者，缘何扮演成罪犯，将自己置于刑法否定评价之境地?原因大致有三：

一类是自愿型的虚假供述。主要是基于对名声、社会重视或声名狼藉的病态性追求，疯狂地想出名，哪怕恶名，类似于十恶不赦之罪犯亦可，就是希望被人所认识。可能是出于对亲戚或朋友的保护，俗称替人顶罪。也有可能是希望通过对较小犯罪行为的虚假供述以避免与该犯罪有关的更严重的惩罚，虽然这一犯罪并非本人所为，但与该犯罪相关的更大犯罪与己有关，干脆自愿承认较小犯罪，以避免侦查人员追查到底。

第二类是强迫顺从型的虚假供述。就是大家常称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实践中大部分的虚假供述都属此类。在认罪者看来，高压的审讯环境，对自己形成了强大的生理、心理压力，这种压力是难以忍受的。该类人心理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尽早结束这样的心理煎熬和折磨，在这一环节战术性地作出有罪供述，寄希望于在诉讼过程的下一环节翻供，寻求无罪辩解。

第三类是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这类人入戏很深，谎言说了一万遍，自己居然都信了。对于无辜且脆弱的嫌疑人，在持续的高度暗示性、诱导性审讯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真诚地相信自己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这类人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过，美国有学者研究指出，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中，常常包含有关犯罪现场以及被害人的栩栩如生和准确的细节描述。心理学家也为此找到了解释：人们经常在后来将其以前想象的、听到的或者从图画中看到的事件，相信为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件，而这种错误在以下情况更易出现，一是当虚假的事件被重复想象;二是处于持续的高度压抑和精神混乱。对于承办人的审查工作来说，这类供述具有极强的迷惑和干扰。“在一个天真的旁观者眼中，这种类型的供述无疑看上去具有自愿性，使人们不得不相信该供述出自真正亲历者之口”。

发现扮演者为什么这么难

无辜者的虚假供述本身就有迷惑性。如果还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相互印证，识别起来就更加困难。无辜者虚假供述时普遍存有迎合心理。不管是出于冒名顶替，还是寄希望于事后翻供，在作出认罪供述的当下，嫌疑人的心态是迎合侦查人员的，嫌疑人经过与侦查人员的配合，很多矛盾性的供述会一一得到调整和修正。这种迎合性的谎言符合审讯人员的期待，在接下来的诉讼环节中，承办人第一反应不是揭露而是支持。对于嫌疑人否认犯罪的行为，办案人员习惯性将其归因于嫌疑人避免刑罚的愿望。对于供述中的矛盾，承办人往往解释为记忆偏差。只有矛盾无法调和，才会引起足够重视。

不是所有的错案都会有真凶出现或亡者归来。除了祈求真凶和亡者，一般来说，只有明显矛盾的客观性证据如血液、精液、毛发等才构成纠错的重要手段。《美国错案报告》指出，“97%的错案主要集中于谋杀和强奸两类案件……其中强奸类错案有88%是依靠DNA被发现的，伴有强奸行为的谋杀类错案有20%也是依靠DNA被发现的”。不可否认，强奸案件和谋杀案件中，案犯遗留的实物证据相对较多，具备DNA鉴定条件是这两类案件中发现无辜者比较高的原因所在。而像其他侵财型案件，就没有如此幸运，很多案件没有客观性证据，定罪多靠言词证据和少量的客观性证据。在现实中，即使存在错案，单凭言词证据想要翻案的可能性较低。

翻动所有的石头

《对方证人》一书介绍，辩护人在交叉询问时要翻动所有的石头，一个小的节，有可能成为案件反转的法宝。要识破罪犯的扮演者，同样需要翻动案件中所有的石头。

一是要分析侦查过程的合理性。审查案件并不能仅满足于证据在内容上形成印证关系。除了审查单个证据的来源、保存、形式和内容等之外，还应关注证据在时间上的联系，重点审查侦查机关预断侦查方向、确定嫌疑人的思维方法，获知相关证据及所在的方法和取证时点。从而确定每个证据被纳入体系的时间，体会证据与证据之间的联系和矛盾，检验侦查机关如此侦破案件并取得证据的可行性。

二是要分析供述的节点和变化。将所有笔录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对供述所称的作案动机、作案时间、地点、方法、工具、作案过程与在案其他证据的获得时间逐一比对分析。如果是无辜者做了与在案证据印证的虚假供述，必经诱导。其供述的笔录必然是在审讯人员的追问和提示下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而且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罪供述的构成要素均在侦查机关掌握的证据材料范围之内，任何超出范围的细节信息都将被侦查机关判定为不安全。通过分析每一份笔录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细节变化，比对在案的其他证据情况，可以发现有罪供述虚假的蛛丝马迹。

三是要对供述细节进行细致分析。想象的事件常来源于思考和推理，通常是比较含糊和不太具体的，供述的细节质量不高，“缺乏与被害人交互行为的描述，缺少犯罪过程中异常细节的描述，以及缺少犯罪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及其心理归因的描述”。所以，这给审查留下了很多空间，如果一份有罪供述思考和推理的痕迹过多，包括声音、气味、身体感受、情感等细节描述基本没有，就应小心一点。

四是要进行录音录像分析。录音录像比笔录直观和可靠。德国哲学家拉德布鲁郝分析，“被控告一方不正常的举止，紧张和愤怒的表情，证言陈述中不情愿的停顿，提前背熟的流畅和急速表达，所有这些细微区别和难以描述的状况，在单调呆板的官方记录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如果嫌疑人的供述过程有同步录音录像，可以通过查看记录，研究嫌疑人在供述每一个核心事实时的神态和举止，研判是否存在诱供或虚假供述的可能。

《洗冤集录》中有言，“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罪犯的扮演者常起于刑事诉讼之发端，供述经过一路调校已非常贴合实际，翻供还算庆幸，如果在审查起诉环节仍然坚持认罪，将非常难以识别，甚至有可能成为案件之灾难。所以，不要相信完美的笔录，笔录完美，不等于案件完美。完美没有价值，合理才是我们所求。如果笔录足够合理，即使存有细微矛盾，只要能做出合理解释，就该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