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来的社会演变，似乎印证了一个预言：我们正处于空前的性混乱，忠贞是忠贞者的墓志铭，放荡是放荡者的通行证。

自耶稣以降，时间转到公元2014年夏天，男性官员被中纪委下架之际，往往会伴随一项新指控：与他人通奸。

且不说三千年前，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通奸仍被社会视为一件罪过，甚至足以令当事人身陷囹圄，身败名裂。通奸被非罪化，赞之者称这是尊重性自由，不以法律越俎代庖道德之事;毁之者则言，就此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性魔鬼将肆虐神州。十七年来的社会演变，似乎印证了反对者的预言：我们正处于空前的性混乱，忠贞是忠贞者的墓志铭，放荡是放荡者的通行证。性与感情分离，欲望与婚姻并行，在解除了对配偶的忠贞束缚之后，人们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由状态。

在道德感松驰的社会环境下，本应自愿产生的自然而然的两性关系，变成了直接的利益博弈游戏。

在我看来，废除通奸罪并非肇因，道德乃法律之基础，无道德的社会，法律注定形同虚设，无论法律条文何等繁杂严厉，都难以发生实际效用。

按照法律解释，通奸是指已婚人士与配偶以外异性发生性行为，其要点是：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无欺诈、胁迫之因素。在一个人性正常的社会里，取消通奸罪确实是一大进步，它保护了公民的性自由权利——法律从道德领域退出，舆论及道德约束即可维持两性关系的稳定，任何一个结婚男女，都会担负起应尽的婚姻责任，对配偶的忠诚本是应有之义务。

在中国，官员与异性的通奸，却属于一种特别的情形。貌似你情我愿，情至性起而同床共枕，实则是权力与色相互为诱因的合谋，双方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其中的交易动机可谓心照不宣。看似两人的私密行为，其实是权力与性赤裸裸的勾兑。

在道德感松驰的社会环境下，性关系变成了最纠结的一种关系。本应自愿产生的自然而然的两性关系，变成了直接的利益博弈游戏。双方在厮杀中苟合，情与性都降为配角，利益平衡，其他东西即尾随而至。官员是唯一的赢家，因为他付出的仅仅是权力成本而已，那是要由纳税人支付的。

官员对性的追逐和获取，几乎毫不费力。他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不需要展示雄性魅力，美丑、有无气质，这些不可或缺的性吸引元素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不受限制的权力，会让人产生绝对的自信与魔力。他们几乎是手到擒来，对权势者性邀请的拒绝，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他们所看中的性对象，也都是深谙此道的。

就欲望的满足而言，官员与他的通奸对象都是大赢家，他们是权力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模式的最大受惠者。

“通奸”一词免除了双方的道德负担，甚至会让人对通奸者产生“性情中人”的误判。所谓两情相悦两厢情愿，给权力与性的交换涂上了一层浪漫而人性的光泽。去除权力因素，将事实上无耻贪婪的交易，变为普通人的性爱自由，故而一些官员是最大的受益者。该罪名极大降低了其所应承担的道德谴责和法律责任。因为对官员来说，他无须动用胁迫，就能获得对方的投怀送抱。至于女人，这一方绝不是受害者：她们轻而易举获得了切切实实的好处，同时还享受着权力的庇护。通奸的指责相对其丰硕的收益而言，简直轻如鸿毛。

可以说，对官员层出不穷的性敲诈，正是对不平等性关系的报复。

那么，在这场通奸交易中，谁是输家呢?

首先是双方的配偶。问题在于，他们的配偶真的感受到了这种损害么?我看未必。官员的配偶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丈夫的情感和身体状况，他在外面有无女人，她应该是一清二楚的。有人把官员的性伙伴归纳为几类：下属，艺人，主持人，大学生，宾馆服务员等等。不妨分而言之：下属的配偶一定是顺从的，戴绿帽子固然不舒服，但他知晓妻子有了靠山，那么多好处击倒了他，补偿的方式也摆在那儿：他可以有自己的性自由。因妻子的出轨，他也顺便获得了空前的性自由，或许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叹。艺人、主持人无非是代价不同罢了，需要提防的倒是大学生和服务员，因为她们容易滋生不切实际的妄想，企图登堂入室，破坏官员超稳定的家庭现状。

通奸的后果，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当官员满足不了女方的利益需求之时，你情我愿就变成了诱奸、欺骗，甚至演变成床上反贪的闹剧。要想通奸顺畅，官员须在上升通道中运行，并有足够彪悍的主宰能力。

通奸很自然地就变成部分女性获利的手段。不论是高官阶层的公共情人李薇，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的红颜知己常艳，还是陕西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秦国刚的情妇，她们都是可耻的套利者。“我们这么美好的，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被逼撕破脸皮后，秦国刚曾这样问自己的情妇。他不明白，在时间的推移中，双方的需求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对男方而言，他需要一种安全的关系，不需花费太多的精力，也不会让他身败名裂，他为此愿意付出力所能及的精力和财力;而对女方来说，潜伏在两情相悦之下的欲望之芽不由自主地绽放了，她本能地要求固化这种灰色关系，进而登堂入室，成为名副其实的女主人，这也是她们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路径。或许可以说，对官员层出不穷的性敲诈，正是对不平等性关系的报复。

官员通奸的泛滥，极可能会在中国社会树立可怕的示范。

原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与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可谓通奸的两个极端。前者玩弄下属于股掌之间，“还有一个莫瑶待玩”的自在与游刃有余，呈现的是性主宰者彪悍的气息，对他来说，脱离法律和道德约束的性的猎艳，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通奸”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嘉奖。他津津乐道于这场性游戏，将受贿和性交作为日记内容，这是何其逍遥的境界啊。权、钱、性集于一身，那是他人生中最酣畅的高峰体验,也是其做官自我价值实现的颠覆状态。满口马列的书呆子衣俊卿则处于被虐的地步，他以为靠自身魅力获得了艳遇，其实却踏进了致命的陷阱。前者不投入感情，也不受制于感情，潇洒无羁，后者动情而入套。一正一反两个极端案例警示通奸官员：躺在你胯下的女性，仅仅是在和权力的载体媾和，乌纱帽就是你的通行证，你无须动情。

归根结底，在这样变态的两性关系中，其实是没有赢家的。

一系列官员通奸丑闻表明，一部分人，权势阶层(包括演艺圈)，已经取得了逾越道德和法律的特权，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交配的权利。他们视婚姻、家庭、尊严、人格等如敝履，他们蔑视一切人类的基本价值和伦理，并因此获得了绝对自由，获得了正直劳动所难以企及的收益。一些官员的糜烂，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通奸，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放纵，更是精神上的堕落。

官员在贪污之外，数目不等的性伴侣成为标配。

从玩弄到通奸，官员跟另一方处于平等位置，这就是合谋时代的特征。道德上他们本来就乏愧疚之心，从此更不会有负罪感，因为是被需要。被通奸的一方，也丧失了弱者身份，不能以受害者的面目获取额外的同情。官方用词的改变，深意在此。

通奸的流行与泛滥，在当今中国社会树立了非常可怕的示范：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哪些东西是可以交换的，有权力而不使用便是愚蠢;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从交换中获得多少好处。官员使用权力猎取财富和肉体，是一种值得炫耀的本事;女性运用肉体和感情从官员那儿获取利益，也是这个社会的成功者。通奸，真的是一桩“好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