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就倍受关注，因为普遍认为改革的重心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又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处于进行时，且长达35年，所以习以为常，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这是一个敏感而重大的改革领域，聚焦着“左”右之争，承载着改革开放的功过得失，甚至表明着意识形态的走向。但公报披露后我们发现，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字面上的冲击力亦未产生，以致于外媒也对此作出敏感反应。德国之声以“说好的改革呢？”为标题予以报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表达更直接：“最引人注目的是，公报中对政治改革只是一笔带过”，“三中全会前的大规模铺垫之后，结果令人失望几乎不可避免。”有的媒体甚至以“小修小补的改革”为题予以报道。我们该怎么看且如何理解《决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表述？这是学习理解《决定》的一个重点。

　　未突出表述并不意味着放弃政治体制改革

　　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两种内在动力而来，一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了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否则必抑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个是党的先进性需要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支撑，既然认定我们是最先进的政党，那么就必须创造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以此赢得追随者。两大动力都非偶然的暂时的阶段性的，而是历史的必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更远大的目标和更重大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已经怀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目标越高，条件标准也就越高，我们需要更加科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支持。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想不想的问题，也非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前进不能迟滞，更不能放弃。这早已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起来。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需要清楚一点，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特征，还是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心理，政治体制改革都更适合多做少说，同时适合小步快跑，而不是波澜壮阔。历史已经证明，一旦政治体制改革以波澜壮阔的形式推进，结果必带来社会动荡，甚至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摧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其实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只不过那是实现中华民族跃升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罢了。

　　综合性改革与相关改革都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基

　　《决定》在涉及改革问题上有许多重要表述值得关注，比如，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同时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表明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决心及其内容与要求。

　　实际上，我们在关注上述表述的同时，真正需要体悟的还是那些未直接表明但注定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决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内含着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认定，二者结合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点和走向；“明确事权”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包含着权力的分配和分割；“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本身就是政治体制制度设计的重点。再进一步认识，《决定》阐明的改革基本思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其中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可谓回味绵长。

　　关键是已经为政治体制改革留出了足够空间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政治权力运行方式的小修小补，而是全面建设一个没有参照的科学的政治制度模式，这个模式既不是旧有的政治体制，更不是西方的政治体制，而是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原创，至少是在总结自己经验基础上的大发展、大突破，否则也就不敢言中国能够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如此宏大目标，实现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35年来的各种改革，基本上集中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这种改革可以自下而上，因为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而政治体制改革更带有根本性，只能自上而下，并且有充分准备。从现实情况看，我们尚未完成必要准备，没有充分准备的改革不应过早具体化，否则必走向初衷的反面。所谓准备不足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准备不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说得清也好理解，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不是说说就能清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了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走这条道路实际上是摸了35年的石头，“摸石头”只是实践积累不是理论完成，既然尚未完成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准备，政治体制改革也就缺少基础。看一下西方的政治体制建构，实际上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思想家提供理论支撑，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卢梭的“契约”理论，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等等。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尚缺少这样的大思想理论的支持。另一个是中央的权威尚需要建构时间，习近平一再强调维护中央的权威，这一点很重要，推动重大改革必涉及利益集团，尤其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情况下没有中央和领袖的足够的权威，很难把政治改革展开进而推行下去。人类历史证明，重大改革都是英雄主导的结果，我们需要加强中央权威、领袖权威，保证在具有了更为强大的驾驭能力后啃硬骨头。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与其关注《决定》说了什么，不如关注是否留下足够空间。现在来看，空间已经留下，并且理性而又具有可行性。《决定》提出，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一节点设定很值得关注，虽然有我们习惯于整数表达，但更确切的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判断与节奏步骤的把握。再者，明确成立中央改革委员会，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始由摸石头进入“顶层设计”阶段，这恰是政治体制改革有异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

　　注：本文摘发于今日《环球时报》，“啃硬骨头的能力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