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凡冤案必有极其严重的刑讯逼供。有些被归拢于刑讯逼供的手段，完全是不把受逼供之人当作人，甚至不当作一个有生命的肌体来看待，而是当作一个物件，以尽情发泄施加逼供者自己心目甚至想象中，所有可能意识到的人性的阴暗面。

 　念斌及其家人终于可以不再操心自己的案子，而能够在家里和亲人们一起，尽可能去开始新的生活了。就有罪杀头而言，现在的无罪判决就是那天堂里放射出来的一缕生命之光，而保佑着念斌的性命。

　　但就本来无罪而言，从失去自由的那一刻起，至现在，那是从地狱里重回人间;因为无罪的本义就是从一开始涉嫌犯罪时起，一直到第N次认定无罪时止，就始终是无罪，而不可能是开始距离犯罪确认很近，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或者说是律师的辩护等案外因素而变得与犯罪渐行渐远，以至终究无罪。无罪的判决就意味着从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之最先步骤之最初始，即是无罪，而不是在判决之后证明判决之时或之前但不包括那个最初始之时刻才无罪。

　　无罪就是无罪，就是本无须经由刑事程序即可认定为无罪;无罪从一开始，至最终的结局，不会改变，即无罪就是无罪，无须经由刑事程序之折腾，即可确立为无罪。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罗嗦，但如果在某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公民都可能面临着你是否有罪，你本来无罪的状态说了不算，不仅不算，甚至要清零，而必须经由法定机关联手合作启动刑事程序，来认定你本来无罪的平常状态，那么这个社会在结构上就充满恐惧与权力恣意。

　　但为什么本来无罪之良民，会经由一系列令人难以忍受的刑事司法程序，才姗姗来迟被宣告为无罪?尽管理由或许会很多也很复杂，既难以归类又不易细述，但如果稍微归纳并抽象，大体可能分为两类，一是人类认知能力之理性与工具有限，出现失误，因而办错了;二是有些机构，或者这些机构中有些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虽然无罪，但必须不仅要按有罪来整理，而且为了证明真的有罪，可能还需要将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往死里整治，才能达到证明当初认定其涉嫌犯罪的正确性，而同一机构或同一案件流水线上其它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类似毛老头所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亦类似于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就势以歪就歪地认定其有罪。

　　第一种办错案的情形只能宽宥，尤其是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宽恕，但必须以类似于买彩票中彩一样，在各个方面给予足够足额的补偿与心灵慰藉：买彩票的人很多，但中奖的则极其有限的。这是人类自我伤害的最低限度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之一。

　　但即使无须严格限制第一种的认定标准，也有一种最低的底限伦理要求：无论怎样确证涉嫌犯罪的司法视野中人，极有可能或真的就是犯罪之人，都有一条红线不可逾越，那就是不得使所谓的犯罪嫌疑人自我承认其犯罪，除非无需使役结构表述，而是完全在无任何强逼势力之下自我承认。

　　即使第一种情形的最低底线即不可逾越之红线，难以把握，或者要求太高难以做到，但无论怎样合理化第二种情形，都不可能不被认定为是对第一种情形中红线的肆无忌惮的蹂躏与践踏。因为一旦越过该红线，就不仅不是在依法正常合规地办案，而是在恣意滥用公权力在污辱人性与人格尊严。以这样的方式办案进而结案，必定是冤案，而如果办案之人明知其妄为乱为的后果，而执意如此结案，就是一种灭绝人性的淋漓尽致的表达。

　　尽管不能以偏概全，但自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杜培武案、浙江叔侄案、杨波涛案、念斌案等(这种以名字为案名的冤案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所披露的细节来看，几乎可以完整而自洽地得出下列结论：在中国凡冤案必有极其严重的刑讯逼供。有些被归拢于刑讯逼供的手段，完全是不把受逼供之人当作人，甚至不当作一个有生命的肌体来看待，而是当作一个物件，以尽情发泄施加逼供者自己心目甚至想象中，所有可能意识到的人性的阴暗面。

　　以河南杨波涛案件为例，来说明这种极端的情形。37岁的杨波涛被指在2001年的商丘市区内，制造了一起强奸杀人碎尸案。十年来，商丘市中院判决了他两次死缓和一次无期，三次判决都被河南省高院撤销并发回重审。直到2013年8月，商丘市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获得商丘市中院裁定准许。在杨波涛的上访材料中，他描述了被商丘市梁园区公安分局时任局长刘玉舟等人刑讯逼供的细节：他十几个昼夜不能睡觉，被拳打脚踢、强灌屎尿、揉捏睾丸，胡须、腋毛和阴毛全被拔光……。把这些毫无人性的甚至纳粹都不经常干的事情，归结于刑讯逼供，是对该词的污辱与僭越。如果这样的事情不依法追究，刑警的形象犹如妈妈半夜用来吓唬孩子的狼，被永远定格。

　　但是比这更加灭绝人性的是，由于刑讯逼供杨的时间太长太久，有很多人已经或者坐牢如刘玉舟，或者已经升职、调走离岗，当时只有逼供者和受逼者在场;这些手段施加在杨身上，自然不仅有形象记忆和肉体记忆，更有心灵与精神记忆，但现在的机关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竟然以事情只是杨单方面口述，因而不足以采信而搪塞敷衍。说这种搪塞敷衍之手法，更加灭绝人性的本意，是指采取这招应对杨的官僚们明知其前任同行所作所为不仅见不得人，甚至说不出口，如果承认则极有可能给所在机构抹黑，这是其中之一;其二，可能自己也觉得如此之举太没人性，因而不愿将这样的事情与自己及所在机构挂钩，宁愿由当时所为之个人承担——甚至内心认为这的确是只有他们这样没人性的人，才做得出来。

　　因此，宁愿让所有的痛苦与人性的幽暗落脚于杨波及其家人之身，也不愿将此进一步引申扩大至更大范围，对己及其机构的人性之充沛，对杨及其家人人性的冷漠与绝情，是其更加灭绝人性的极端和集中的表现。

　　将所有冤案中的非人性之举，让受逼供之人承受极其惨烈的身体与心灵折磨和打击，均归结于刑讯逼供，这是让机构和体制承受人性之恶，而忽略其背后的人性之恶，即灭绝人性之举，只注意体制的改革或改良——不可否认，体制内不受限制和约束的权力是引诱人性之恶的结构性支架，则断乎难以根绝类似的灭绝人性之为。必须对刑讯逼供进行分类，并予以刑罚调整，凡对人体施加肉身之痛和精神折磨的举动，均列为犯罪之为。对公检法司而言，取消压迫或以手段逼迫嫌疑人自认有罪或被迫接受根本不存在之罪，是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司法独立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基本的一小步。千万不可以为刑讯逼供是法治中的小事，十八届四中全会应当将刑讯逼供作为重要事项予以最高层的关注和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