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法修订草案25日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草案增加了广告荐证者的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这意味着明星在代言时将有更多规范，不得为未使用过的商品和服务作证明。(8月26日广州日报)

明星做虚假广告，不仅让消费者深受误导、饱受其害，更给自身抹黑，造成难以挽回的名誉损失。规范明星代言、明确代言责任，既是法律应有之义，对于明星而言，更是警醒和保护。

事实上，在原有法律体系中，虚假广告代言者也须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明星明知是虚假广告仍做宣传，甚至与厂家共议虚假广告，则可直接依据《民法通则》视为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即使明星并不明知，只是未履行审核义务、存在过错，也可以根据事实情况和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确定责任范围。而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更是直接明确了虚假广告代言者的连带责任。

如果说，前述两部法律修订的意义在于把明星代言责任确定下来，广告法修订所要做的正是让责任从单纯的民事责任扩展到行政责任，这在草案中已有体现，“广告荐证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由工商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还须让原有赔偿责任进一步明确、细化，让之更加符合法律精神，让各方面权益得以更有效地申张。

这首先在于对“虚假广告”进行合理界定。原广告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过于模糊的定义显然已经跟不上现实需要。而修订草案在列举式细化的同时，还将相关行为划分了等级。

一类为只要存在相关行为就构成虚假广告，包括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的等三种。而另一类行为则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即推销的商品性能、功能等信息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

第二类行为针对的是较为轻微的存伪广告，区分瑕疵广告和虚假广告的立法取向确实体现法律公平，我们并不能把一切有略微夸大成分的广告都定义为虚假广告，那样会“根本停不下来”。但笔者以为，相关表述并非最佳方式。这将让消费者承担起“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举证责任。不妨将表述变更为“对购买行为明显无实质性影响的除外”。如此规定，举证责任则转移到了广告商和代言者一方。由他们来举证这些广告瑕疵并没有给购买行为带来实质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广告法须对明星代言的全过程进行程序性责任梳理，而不能将之无限扩大。草案规定明星“不得为未使用过的商品和服务作证明”，但这还远远不够，现实生活远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代言者严格审查了代言事项的各种资质、官方认证，甚至亲自试用了产品，而经营者资质却是向相关机构非法骗取的;经营者与广告商恶意篡改代言，断章取义;经营者在代言前生产合格产品，而之后恶意隐瞒代言者生产不合格产品，代言者没来得及发现、澄清;代言合同到期后，经营者却违约逾期使用代言，并生产了不合格产品。面对以上情形，代言者的责任如何界定，立法还须给出答案。

虽然面对以上问题，司法机关也能根据民法原理进行判断，但成文法的精髓正在于法律的公平性、明确性，立法须尽最大可能不给司法留下空白。如此才能使司法更为权威、公信，才能给人们带来更明确、直接的行为指引。广告法修改在即，我们有理由期待相关立法能够更明确、更公平、更给力，让广告法不仅成为平等、公正保护各方权益的红宝书，更能成为明星代言、消费者维权的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