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腾讯《大家》，原题：重大冤假错案是如何造成的--疑罪从无的心理学基础。作者唐映红，高校心理学教师，自由撰稿人，从事心理学科普写作。链接：http://dajia.qq.com/blog/448409116881979

1979年10月31日，两名芝加哥警察因一起持枪抢劫案把24岁的青年詹姆斯·纽瑟姆(James Newsome)带到警局问讯。问讯的过程中，有警察“认出”纽瑟姆与另一起谋杀案的嫌犯画像很吻合，因而将其列为嫌犯予以逮捕。

倒霉的纽瑟姆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列为一起与他无关的谋杀案的嫌疑犯，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面。在目击证人的辨认过程中，有3名目击证人“指认”他就是那起谋杀案的凶手。据此，纽瑟姆被指控犯有一系列谋杀和持枪抢劫犯罪，经法院审理最终判处终身监禁。

15年后，在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莫里斯(Norval Morris)的帮助下，通过更先进的指纹技术，锁定真正的凶手是职业罪犯丹尼斯·爱默生(Dennis Emerson)。倒霉青年纽瑟姆被无罪释放时，已经年届中年。

纽瑟姆案是美国司法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遭受了15年冤狱的纽瑟姆比真正的罪犯爱默生要矮3英寸(大约相当于7.6厘米)，而且更年轻;案发时爱默生留着比纽瑟姆更长的头发。

(资料图：左为遭受15年冤狱的纽瑟姆;右为真正的罪犯爱默生。纽瑟姆因为警方根据目击证人证词绘制的嫌犯画像和目击证人的证词将纽瑟姆误判为凶手。)

据估计，美国每年150万的犯罪判决中有0.5%是错判;而在这7,500个错判案件中，又由将近4,500个是由证人的错误辨认所导致的。

由此，可见在刑事案件中错判、误判是在所难免的。即使像美国这样高度重视和尊重程序法和嫌犯人权的社会，也不能杜绝刑事案件错判、误判的发生。在电影史评分最高影片之一的《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讲述的就是一个冤狱的故事。

我列举美国司法史上著名冤狱纽瑟姆案并不打算为最近刚平凡昭雪的念斌冤案“洗地”，只想阐明一点，即使抛开制度性的漏洞以及执法者的主观故意因素，冤案也是无法彻底杜绝。而现代司法的文明，恰恰体现在观念、制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反思之中。纽瑟姆案的最终昭雪，就源于指纹分析鉴别技术的进步;而关于纽瑟姆案的相关研究，无论从犯罪学、法学、刑侦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文献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通过Google学术搜索关键词“James Newsome”，可以查询到23,000条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1979年的纽瑟姆案造成的冤狱，才促使1994年著名的辛普森案嫌犯，著名橄榄球星辛普森(O. J. Simpson)因证据瑕疵而被无罪开释，而当时的媒体和舆论都认定辛普森就是凶手。辛普森案所体现和反映的就是现代刑法中被广泛接受的“疑罪从无”原则。

【一、“疑罪从无”符合人类的心理认知规律】

疑罪从无原则虽然是基于现代法学和刑侦学而提出的一种理念，在实践中却是保障嫌犯得到公正对待，以及最大限度避免冤案的刑侦原则。而且，从心理学角度，疑罪从无的原则也有其心理学的基础。

之所以像美国这样的高度重视和尊重嫌犯人权的社会里也难以杜绝冤狱，就在于执法和司法都是由具体的人来行使的，那么人类心理认知的局限性和偏误就难免影响理性的判断。

首先从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角度，他们的态度和观念倾向就会，而且必然会影响他们对资讯的选择和过滤。这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态度的知识功能(Knowledge Function)。我们每个人对待各种资讯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认知倾向，只要我们持有某一种倾向性的态度或观念，就会在接触各种资讯时，倾向于接受、认同与我们态度一直的讯息;而忽略、排斥甚至抵制与我们态度不一致的讯息。这就好比，当你坚信转基因农作物技术有害时，无论有多少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其实并没有比自然作物有更多的风险和危害，你都可能视而不见，或者将其解释为科学共同体的集体作弊而拒绝采信。这就是态度的知识功能在起作用。

那么，如果警察认定了嫌犯就是罪犯，那么态度的知识功能就会影响他们对各种资讯的判断。凡是与他们的观点一致的讯息会被他们注意到，并且被采信、接受，迅速纳入到强化观点的素材范畴;而与他们的观点不一致的讯息就会被他们忽略掉，或者被歪曲解释从而不予采信。在纽瑟姆案中，因为警察事先认定了纽瑟姆就是嫌犯画像中的那个罪犯，所以在目击证人辨别嫌犯照片时，有两名目击证人其实从一堆照片中，不仅指认了纽瑟姆，也指认了其他人，不过后者被警方解释成目击证人的“失误”。

去年曝出的杭州张辉、张高平叔侄冤案，其根源就在该案的负责警官，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认定张辉、张高平叔侄就是凶手，因此酿成冤案，导致无辜的叔侄遭受10年冤狱。根据聂海芬警官从业的履历来看，我相信她可能真的没有主观的故意，但正是因为态度的知识功能，使她越侦查、越审讯，越是强化和固执于她事先认定的“嫌犯就是罪犯”的观念。

不仅警察会陷入态度的知识功能，而固执于自己可能的错误观念。而且，这种主观上的错误也可能在刑侦过程中误导目击证人，使证人供述出迎合警察态度倾向性的供词。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也是被证实了。

心理学伊丽莎白·洛夫忒丝(Elizabeth Loftus)曾经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研究来证明了这种现象在刑侦过程中事实上很容易发生。她让一群实验参与者观看一段汽车事故的视频录像，然后把他们分为两组，分别向他们询问一些关于汽车事故的问题，其中包含了“当两辆汽车____时，汽车的时速大约是多少公里?”这个关键问题。其中一组在询问时采用了hit(碰撞)这个动词;而另一组则采用了smashed(撞毁)这个词。这两个组报告的时速明显不同，hit组报告的平均时速为50公里每小时;而smashed组报告的平均时速为65公里每小时。一周后，再向他们询问，“在上次的录像中，是否在交通事故现场看到撞碎的玻璃?”hit组有14%的人作出了肯定回答;而smashed组有32%的人作出了肯定回答。(视频录像中的汽车事故并没有出现撞碎的玻璃)

(资料图：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忒丝关于证人证词研究中著名实验的示意图。表1是关于问题“是否在交通事故现场看到撞碎的玻璃?”的各组回答的原始数据。)

而疑罪从无的原则就是对执法者近乎本能的自我维护和强化主观态度倾向的一种矫正。所谓疑罪从无，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在没有确凿的合法证据证明嫌犯有罪之前，要事先假定嫌犯是无罪的。在刑侦过程中，警方的职责就是要挖掘出罪犯，而认定眼前的嫌犯“有罪”也是办案警察最容易，也最自然的一种态度倾向。一旦形成了这种有罪推定的态度倾向，那么造成冤狱，办成冤案的概率将大大地提高，它不仅会蒙蔽执法者的理性判断，也同样会误导证人证词的客观、准确。

【二、警察权力的心理学本能就是物化嫌犯】

如果说，执法者的有罪推定导致冤狱，本质上是基于人类心理认知方面的偏误。我们都可能无意识地犯下同样的错误：筛选、接受符合我们态度的讯息;忽略、过滤、抵制不符合我们态度的讯息;并因此而误导证人证言。而警察权力的心理学本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警察作为国家执法机构，享有强制性的执法权力，这种权力在嫌犯面前更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从权力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人只要掌握了超过他人的权力，就难免会产生物化(Objectification)他人的效应。所谓物化他人，通俗地讲就是权力大的人倾向于将权力小的人视为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再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情感的他人。权力越是悬殊，越是不受约束，这种物化的倾向和趋势就越明显。这种权力的物化效应也是基于人类的本性，而与具体的意识形态无关。

例如，中国警察机构曾经被广泛诟病的“被精神病”现象，在1920年代美国的洛杉矶警方也同样有过臭名昭著的“被精神病”现象。美国影片《换子疑云》(Changeling)反映的就是美国洛杉矶警方的这段黑暗历史。

念斌案之所以造成8年的冤狱，其根源并非简单的有罪推定。8年羁狱期间，法院判决4次死刑立即执行，4次被高院或最高院驳回。造成这种怪现象的因素，已经不同于钮瑟姆案，而完全出于警察权力对嫌犯的物化。

(资料图：念斌在8年冤狱期间被法院判处4次死刑立即执行，又4次被驳回。最终，于2014年8月22日被福建省高院终审判决无罪释放。)

当警察机构面临上级“命案必破”的考核压力时，为完成考核目标，警察拥有的权力必然会促使其物化嫌犯，将嫌犯视为达成考核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因此，把冤案办成铁案几乎就成为拥有过度权力的警察部门的潜规则。

当警察机构面临的考核压力越来越大时，特别是地方的警察还担负着职能之外的综治维稳工作，那么这种权力的物化效应就会变本加厉地反映出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很容易扭曲、异化为“完成考核目标，争先创优”。2012年11月，广东深圳甚至曝出基层警察为立功制造假案枪杀“劫匪”的恶劣事件。

这种将警察机构的宗旨异化现象从念斌案中也能反映出来。根据财新网的报道，原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毒物麻醉药品鉴定处处长张继宗等6名专家联名签署的一份法律意见书认为：念斌案大部分证据的鉴定工作违反了公安部的标准性规范，甚至关键证据系警方伪造。

事实上，在一个更大的权力关系中，地方警察机构又是被拥有更大权力的上级机构物化的对象。所以，一手制造出张辉、张高平叔侄冤案的聂海芬在冤案被揭露之前，被上级机构树立为楷模，誉为“女神探”，高调宣扬其刑事办案准确率100%。

这种一级物化一级，地方基层办案警察物化嫌犯的怪现象随着拥有警察系统最大权力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被查处法办而被逐渐打破，念斌案的昭雪也是这种背景下福建高院法官能够力排众议而回归到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中来。“疑罪从无”原则早在1996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时就添加进去，其中的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即为其反映。

要防范警察机构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基层办案警察将嫌犯物化，恐怕得从制度建设上着手。保障嫌犯的权利是防止办案警察权力滥用的基本约束;而限制警察机构过大的权力，将警察机构置于其他权力系统的制衡中，则是防范基层警察机构将宗旨异化的基本配置。

在《换子疑云》中，除了查处法办贪腐滥权的警察败类，洛杉矶议会收回了警察机构过大的权力才是结束洛杉矶警方黑暗历史的最终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