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邱波在审案。北京市二中院供图

昨日，记者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主审法官、北京市二中院的邱波获“青年五四奖章”、“模范法官”等多个奖项，并被推介为典型先进人物。北京市高院作出决定，号召北京市各级法院向邱波学习。

北京市高院政治部主任安凤德介绍，邱波法官“办理过很多大案”，目前北京市高院已建立了一个人才库，里面有500多名人才，而邱波就是人才库中的一员。公开资料显示，邱波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进入北京市二中院后，一直从事刑事大要案，以及新类型经济犯罪案件。

北京市二中院副院长崔杨介绍，在从事审判工作15年中，曾参与审理了“中科创业”案、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受贿案、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受贿案、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受贿案等，独立审理刘志军受贿系列案、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原董事长挪用资金案、故宫盗窃案、深航高管挪用资金案等相对较大的案子总共700余件。这些案子有的轰动全国。

崔杨说，在审理这些案件后，邱波做到了无一错案，无一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邱波也因此在法院系统内获得“铁案法官”的称号。

“审案有时是体力活”

新京报：在法院内，怎么安排案子由哪个法官审理?

邱波：具体由哪个法官审理，都是按号来轮，审判长调配时也会根据法官的特长。

二中院受理的一审案子，职务犯罪会多一点。以前有个规定，二中院一审的受案范围，要么行政级别在副局级以上，或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外国人犯罪，重大社会敏感案件。我们接触大要案的机会就比较多。

新京报：为何你审理过这么多高官?

邱波：哈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除了一些省部级官员的案子，我平时也会审理号称“北京最贪村官”受贿这样的案子。

现在法院系统的人才在不断流失，甚至有些青黄不接。有些法官太年轻，可能不太成熟，但审案有时又是体力活，最受累的案子都找40岁上下的法官。

新京报：审涉贪腐高官时，庭前都会做哪些准备工作?

邱波：这些人职务身份比较特殊，案子影响比较大，是舆论关注焦点。但这些案子在认定标准、审理流程上，和普通案子一样。作为法官，庭前也都必须得了解案件的大致脉络。

法官也要有一个平常心，用一样的标准来对待所有的案子。

审刘志军案时有压力

新京报：庭审中，涉贪腐高官都有哪些反应?

邱波：态度都比较好。这些人能坐到那个位置，都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逻辑思维比较清晰，有的气场还很足。

新京报：在审理涉贪腐省部级官员时，你的心态会变化吗?

邱波：可能和军人家庭出身有关，我接触高官时没那么多想法，不卑不亢，不会因他地位高怎样，也不会因某个嫌犯学历地位低而怎样。而且现在历练多了一点，阅卷、撰写审理报告、判决都游刃有余，法律条文运用得更加娴熟准确，也对社会的了解更深。

但审理刘志军时还是有压力，那是怕自己没做好。工作量太大也会有压力，怕证据没理顺，事实没弄清。

新京报：庭审时，会和涉贪腐高官进行心理博弈吗?有哪些技巧?

邱波：被告人面对法官前会经历很多程序，如警方和检察院，他们意志已很坚定，被法官的语言或技巧感化不太现实。

而且庭审不以法官为核心，法官只是控制节奏，让控辩双方展开充分辩驳，还原事实本原。法官不要被一些涉贪腐官员牵着鼻子走，可以跳出来，你要做的就是让他充分表达。

新京报：涉贪腐高官的定罪量刑有哪些考量?比如有评论认为，尽管刘志军贪腐严重，但为高铁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贡献是否会成为量刑依据?

邱波：量刑是一个很技术的工作。法院有完整的量刑指导意见，也有规则在里面，比如是否追赃等。我们秉承罪行相当、人人平等，不会因身份特殊而不同。

刘志军案前闭关一月

新京报：刘志军案前，你曾闭关一个月，当时是怎样的?

邱波：我平时的办公环境是格子间，一个房间内坐七八个人，工作时电话声很多，不能静下心来看卷宗。

刘志军的卷宗有400多册，我向法院申请一个大的办公环境，把卷宗摊到地上对比着看。闭关时每晚都忙到十一二点，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卷宗，唯一的娱乐是晚饭后遛一圈。

新京报：刘志军案庭审只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为何这么短?

邱波：刘志军案在开庭前有一个庭前会议，开了一整天，这个会上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等。这样做可以节省诉讼资源和诉讼成本。

在庭审时证据就可以简化出示，只说证据名称。刘志军及其辩护人对这些证据都没有异议。刘志军本身认罪，只对跟丁书苗的一个细节有异议，庭辩也就围绕这个展开。

新京报：刘志军最后陈述时，掏出好几页纸的悔过书，声泪俱下。你怎么看这个场景?

邱波：每个人在人生这条路上都会有很多选择，会面临很多诱惑，就看能不能秉持你所坚持的东西。而作为法官，审案子时要客观，达到超脱的境界。

“法官不是冰冷机器”

新京报：在“新华人寿保险案”中，检方对被告人的罪名指控与你的判断发生了冲突，你坚持该罪名证据不足，最终上级反复研究后采纳了你的意见。法官判案时这种坚持多吗?这是性格问题，还是专业问题?

邱波：法官是案子的直接责任人，并且现在这种责任是终身制的，那么法官就要对案子负责，要对自己负责。如果法官对事实了解得够仔细，对证据掌握得够准确，你就敢于拿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意见。我的意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所掌握的东西足够信任。

新京报：你是否经历过个人情感与法理的冲突?怎样处理?

邱波：刑法其实宽严相济的，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从法理讲，刑法是很内敛的，很有谦让性。对于很多可以改造和挽救的人，法官可以在处理中更多体现人性关怀，法官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

新京报：你的履历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军人家庭、高考状元、北京市三好学生、大要案书记员、刑二庭助理审判员、审判长，那你曾经历过令你印象深刻的挫折吗?你有哪些改变?

邱波：哈哈，这个问题上次我接受采访时也谈了，家里人还说我不该说。

我小时候在延庆，初中前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之后我到了天安门附近的一六一中上学，但我对城市生活很陌生、迷茫，去那里后不太适应，成绩一降再降，也学会了逃课、抽烟，学校给过我处分，我几乎被开除。后来我又回到了延庆读书。

我爸爸当时在内蒙古任职，妈妈觉得没把我带好。我的失落感很强。但从这件事上，我意识到自己的路掌握在自己脚下，也变得更成熟。